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古时称赃物犯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犯罪，为应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刑法修正案（六）》和《刑法修正案（七）》连续两次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进行了修改，同时，2015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罪的研究相对薄弱，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该罪在实践中愈演愈烈，因此有必要梳理该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这对有效打击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上游犯罪；“明知”；犯罪对象
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立法概况
在中国刑法史上，关于赃物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独立到独立的过程。在奴隶制时期的夏、商、周法律中则还没有关于赃物罪的明确规定，直到封建时代，秦朝出现了相关的刑事立法。《法律答问》中记载：“夫盗千钱，妻所匿三百，何以论妻?妻知夫盗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盗；不知，为收。”由此可见，秦律中对于赃物犯罪的规定，是以犯罪主体的主观上对赃物是否明知而分两种情况处理：如果明知，按盗窃罪论；如果不知是赃物的，则以收赃、守赃论处。这种立法模式，一直沿用到南北朝时代。
进入唐代，随着人们对赃物犯罪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刑事立法技术的逐渐成熟，赃物犯罪从其他财产犯罪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罪种而予以处罚。《盗贼律》规定：“诸知略、知诱及强盗、窃盗而受分者，各计所受赃准窃盗论，减一等。知盗赃而故买者，坐赃论减一等。知而为藏者，又减一等。”可见，《唐律》中规定的赃物犯罪有分赃犯、买赃犯和窝赃犯三种，其构成要件的共同特征是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赃物而为之。另外，尽管这几种赃物犯罪都应受罚，但窝赃犯的刑罚轻于知情的分赃者及买赃者，刑罚的幅度以赃物的赃值为准。自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的律令对赃物犯罪的规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而是基本沿用了《唐律》关于赃物犯罪的规定。
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调整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关系，清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其中一章专门规定赃物罪，改变了整个封建时代赃物犯罪一直规定在贼盗篇中的体例。之后在民国时期的立法中，也都设专章规定了赃物犯罪。可见，立法者已经认识到赃物犯罪既与财产犯罪紧密相关，但又有一定独立性，需要单独定罪。这也就是赃物犯罪的二重性。
以上是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