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对于交通运输行业，营改增的政策实施对该行业企业的投资行为的影响。检索文献发现虽然已经有学者研究了营改增的政策实施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但是没有专门针对交通运输行业的具体研究。这既是文章的一个创新之处，也是一个难点，即对于交通运输行业，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企业投资行为是否影响有限？本文认为并非如此。交通运输行业固定资产回收周期长，陆路运输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为5~10年，水路运输企业通常约为10年，航空运输企业则长达15~25年（王玉兰，李雅坤，2014）。如果观测时间过短，则很难看到显著的影响。自上海首批营改增试点起算至今有8年，部分企业已经完成了一个固定资产回收周期，政策实施对交通运输行业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开始逐步显现。基于以上分析，对现有关于“营改增”政策改革、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进行综述。
- “营改增”政策研究
增值税最早在法国开始征收，因为其可以有效避免重复性征税而被各国广泛接纳。与其他国家征收消费型增值税不同，我国开始是征收生产型增值税，后经改革，调整为消费型增值税。本次营业税改增值税是第二次增值税改革。
部分学者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本次增值税改革的作用与问题及解决方法。龚辉文（2010）在“营改增”改革前分析指出，现行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逐渐提高，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货物和劳务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国际贸易竞争更加激烈。此背景下，增值税、营业税两税并存的弊端更加突出，从国内市场的税制公平角度，以及从国际市场的税收竞争角度，“营改增”改革都势在必行。营改增改革开始后，学者们进一步分析改革初步成效。谭崇钧等（2013）认为，目前我国“营改增”政策改革对税收中性缺乏认识且抵扣链条不完整，在增值税改革中，必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积极实现增值税扩围，完善抵扣链条，简化税制，以实现减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高培勇（2013）认为，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来看，“营改增”可以完善现行流转税制，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系本轮宏观调控的关键举措；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角度来看，“营改增”可以促进地方主体税种和地方税体系的重建，推进直接税体系的建设，倒逼重构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及经、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及党的建设等一系列全面改革。孙艳（2013）认为在营改增改革过程中，企业应当依据营改增的政策文件及相关要求区分企业情况，改革账务处理流程，在税务筹划方面进行调整以维护企业利益。此外，发票管理也是重点。
还有大量学者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评价本次“营改增”政策改革。在营改增试点开始之前，平新乔等（2009）研究发现由于营业税会重复征税，营业税对消费群体产生的福利伤害程度高于增值税所产生的伤害程度。并进一步得出，如果按照不同税率档次对第三产业征收增值税，将会带来更加公平的改进。姜明耀（2011）使用投入产出表的方法预测，增值税“ 扩围”改革引起的税负波动幅度上服务业大于工业，服务业税负波动较大的重要原因是行业增值率较高且行业间差距明显。并给出了使用税率的估计，有助于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田志伟（2013）基于CGE模型，研究发现，营改增对行业税负变化的影响由政策设计、市场调节以及各行业自身的特点共同决定。增值税扩围可引起原增值税纳税行业税负减少，对于扩围行业，部分行业出现税负上升的现象，在“6 1扩围”时，“交通运输业”税负上升;在“全行业扩围”时，“电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教育”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税负上升现象。
- 企业投资行为
企业投资作为一种调整资源配置的活动，在财务管理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与企业的发展命运紧密相关，是大量学者的研究重点。
Modiglianiand Miller( 1985) 认为在完美市场中，投资机会的盈利能力是影响公司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但在现实中不存在完美市场，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较晚，资本市场远没有达到完美市场的要求，因此企业的投资行为会受到大量的其他因素影响。我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是从企业财务状况、外部环境、企业管理层特质、公司治理等方面。
企业财务状况。赵剑锋（2006）从内部融资约束角度研究认为上市公司的企业投资行为与内部现金流水平正相关，现金流状况显著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大规模公司的投资行为对现金流水平的敏感度甚于小公司，而高负债公司的投资行为对现金流量的敏感度甚于低负债公司。汪平（2009）认为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现象，自由现金流量是引发过度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偏向投资过度，更高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可以制约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负债率对过度投资没有明显抑制作用。关于负债，童盼（2005）认为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有影响, 负债比例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相关性在低项目风险企业中要比高项目风险企业体现得更加显著，同时也关注到不同来源得负债在公司治理中起到的作用不同。张中华（2006）认为我国企业投资行为对内部现金流敏感, 其中非国有控股企业投资行为对现金流的敏感性要大于国有企业。
外部环境。对于企业外部宏观环境。陈艳（2012）研究经济危机和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指出在经济危机情况下，企业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会显著降低。国家使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高企业投资机会，激励企业投资支出，缓解经济危机的冲击。对于企业外部微观环境。徐倩（2014）指出对于过度投资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使得股东对管理者投资行为很难监督，会进一步加大企业过度投资，对于投资不足的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使得管理者更倾向于回避风险，使企业投资不足加强。程仲鸣（2008）从政府干预的角度研究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企业投资水平，指出地方政府及官员为获得经济和政治晋升的利益，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干预程度越高，企业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同时研究发现，金字塔结构在地方政府通过干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以获得经济与政治利益时，有助于避免企业投资行为受干预。
企业管理层特质。现代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分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代理成本，因此企业管理层的特征必然对企业投资水平有涌向。姜付秀（2009）从“高层梯队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在管理层背景特征中，管理层的平均教育水平、平均年龄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董事长个人的背景特征中的学历、教育背景、年龄、工作经历对企业过度投资有影响。支晓强（2007）指出管理层业绩报酬敏感度增加，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会先上升再降低，由此得出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投资现金敏感度来源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融资约束。
公司治理。李维安（2007）认为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薪酬机制特别是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薪酬机制应该建立和完善股票期权、董事持股等董事长期激励机制，促进董事进一步提高尽责意识和长期决策意识；监事会也要更进一步强化监事的责任，确保监事会监督职能的实施解决监事会虚置问题；同时要强化经理层的激励约束与任免机制，从而减少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徐倩（2014）从环境不确定性角度出发，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减少不确定环境引起的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和降低投资不足企业的管理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缓解投资不足问题。卢闯（2015）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的持股比例普遍偏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助于提高经理人的风险承担水平。并进一步发现国有上市公司中实施股权激励对投资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民营上市公司。此外还对比了经营业绩不同的公司企业投资行为。张纯（2009）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发现，信息披露和分析师跟踪都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强外部投资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监督，进而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而且信息披露与外部信息环境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较好的外部信息环境可以提高信息披露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的效果; 同时更多的信息披露也能够降低分析师的信息搜集成本，增强分析师跟踪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李伟（2017）认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质量对非效率投资具有明显抑制作用，且相较于过度投资，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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