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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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卖送餐员
外卖送餐员这一职业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与传统职业在用工方式与雇佣关系上有凸出的不同，针对互联网环境下的雇佣关系，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刘剑（2015）在探讨互联网时代对雇佣关系的影响时指出，“从契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变得更加“轻快”和灵活，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正在增加。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众包模式”也打破了劳资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固定劳动关系的传统用工方式。”[1]纪雯雯（2016）指出在互联网 ”技术背景下的创业带动就业突破了工作场所范畴下的劳动力市场的局限，带来了新型劳动关系，其以劳资融合化、契约虚拟化，时间灵活化，雇佣关系多重化，职业生涯碎片化为特征，对国家治理层面和企业管理层面的劳动关系协调提出了挑战。协调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有法律法规难以规范企业灵活用工的事实劳动关系，二是政府单一治理方式难以应对创业企业劳动关系的多样化，三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难以化解创业企业用工风险。[2]黄胜忠、刘恰（2015）指出传统的全职雇佣制已经不再适应互联网经济便捷，灵活，高速更新换代的步伐，而包括兼职，外包，派遣等灵活雇佣关系满足了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需要。[3]何勤、程雅馨、邹建刚（2015）指出了如今雇佣关系模式由传统的全职雇佣模式向不稳定的非正规雇佣模式转型的特点。[4]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许多行业的雇佣关系都产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而目前学者们具体的研究对象大多在出租车行业，而针对外卖行业的雇佣关系研究几乎没有。苏庆华（2015）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非传统形式的用工模式不断出现。劳动关系判断依据、从属性审查和劳动关系建立合意的认定遭遇挑战。由于出租车运营模式的不同，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的用工关系判定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互联网的兴起，导致专车司机与网络平台公司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变得更加复杂。[5]彭倩文、曹大友（2016）以滴滴出行为例解析了现有的网约租车平台运营模式及其雇佣关系性质。通过对中国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法律界定标准分析，结合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的需求，认为滴滴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间认定为劳务关系更为合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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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安全
职业安全主要是指在生产活动中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安全，控制和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等措施的总称。目前关于职业安全及劳动权益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但针对外卖送餐员的职业安全方面的研究文献几乎没有，已有的关于职业安全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煤矿工人等职业群体。
在农民工方面，朱平利、魏想明（2012）认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职业人群的主力军，但他们面临着劳动环境恶劣，劳动保护薄弱等问题。农民工自身安全意识薄弱，企业对农民工职业卫生投入低，政府安全监督执法力度薄弱。降低农民工职业伤害，需要国家、企业和农民工个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要落实农民工培训政策，提高农民工安全意识；强化企业安全文化建设，降低事故发生率；加强政府职业安全管制，提高安全管制效果。[7]夏静雷、张娟（2014）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探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面临着就业歧视与不平等性、劳动安全与卫生保护、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较低、劳动报酬缺乏保障、休息休假权益缺乏保障五大问题，而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缺失的深层原因主要为限制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和尚不健全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及其运行机制。因此需要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软硬件建设和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的就业环境。[8]吕惠琴（2014）针对珠三角农民工群体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第一，农民工职业安全风险很高: 农民工普遍劳动保护程度低，工作强度大，个体安全防范意识较低。第二，工伤事故受农民工年龄、教育程度和是否技术工人、个体安全防范意识影响明显。年龄较大、教育程度较低者、技术工人、个体安全防范意识较低者发生工伤事故的可能性更大。[9]栾卉、关信平（2017）在对2013年度七个主要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后发现劳动权益因素对不同性别、地区和两代农民工的离职意向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劳动权益保护对农民工离职意向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对新生代农民工、男性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工离职意向的作用更显著，影响内容更广泛。[10]
在煤矿工人方面，蔡宇杰（2011）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煤矿工人和管理者都更容易采取不安全的行为，其中除了我国煤矿安全生产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安全基础条件薄弱等主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原因。[11]戚鹏、刘守强（2015）指出煤矿工人的职业病人员增多制约了劳动组织和管理。从2002 年 《职业病防治法》 实施以来，许多煤矿逐年采取各种措施加大职业病防治力度，但因为尘肺病的上述特性和近年来对职业健康检查频率和人员的增多，职业病的发病率在逐年提升。在实施人数总控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企业生产员工不足、不在岗人员增多，生产负担会越来越重，对劳动用工管理产生了制约。[12]
另外，职业安全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联系也是十分重要的，许多学者就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对职业安全进行了研究。在理论方面，唐仕川、张斌（2011）认为我国职业安全健康领域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管理理念落后，激励因素不足，培训开发力度不足等问题。实现职业安全健康领域人力资源创新管理需要进行观念创新、机制创新以及营造有利于职业安全健康领域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环境。[13]王晓东（2010）认为职业生涯设计可以有效地解决个人的职业安全问题，而个人职业生涯设计的实现需要借助企业的力量，这就为企业实施人才战略提供了新的契机。[14]而在实证研究方面，蔡宇杰（2011）基于安徽两家国有煤矿的案例，从人力资源管理的招聘、培训、薪酬管理、管理监督和劳动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保障职业安全的建议。[11]戚鹏、刘守强（2015）对煤矿企业在用工方式、员工招聘及培训、劳动合同管理、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劳动争议协调处理等用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管理模式、落实“人本管理”管理理念、缓解劳动用工紧张局面、完善培训机制等建议和方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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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卖员的职业安全
现有的关于外卖员的职业安全研究大多是从法律角度对员工的职业安全进行探讨，从管理角度切入的研究几乎没有。在法律角度方面，陈晓燕（2017）认为外卖行业用工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在制定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时，劳动者的声音被忽视；二是对多劳多得的薪酬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管。在这方面，法律上至少有两点限制因素值得重视：一是劳动定额及与此相关的计件单价问题，二是工时问题。[15]刘奇琦（2013）通过对个案的分析，指出了外卖配送员在送餐途中受伤被公司主动辞退是违法的。[16]
- 研究设想
目前从管理角度出发探讨外卖送餐员的职业安全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次研究就将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探究导致外卖送餐员职业安全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提升外卖送餐员职业安全的管理建议，帮助O2O外卖企业规范管理，提升管理效果。
此次研究拟采用实地调研、访谈与理论研究结合的方式，在前期进行理论研究后，实地对不同外卖平台下的送餐员进行调查，作出数据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并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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