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企业伴随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风潮，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已经在东南亚、非洲、拉美等30多个国家农业开发。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公海正在进行海洋渔业开发。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亚国家也有种植业、林业基地。虽然中国农业企业和企业集团加快发展，经营管理不断加强，科技含量逐步提高，但是，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容易受到各种制约和影响，面临各样的风险。本文就针对政治风险与中国农企OFDI的区位选择进行研究。因而，在此方面，中外文献都有相应的研究分析。
高勇（2012）对中国农企现状方面以及海外投资分析，与远铜（2013）研究发现其共同处是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国外的资源，资金和技术，而且可以较好地避开各种堡垒，增加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但我国农业企业海外投资仍处在初级阶段，农业水平较低，境外直接投资面临各种风险。所以经营管理需不断加强，科技含量逐步提高。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如何帮助加大农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力度，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
张芯瑜,孟庆军,崔悦（2017）对近些年中国出台多项措施支持农业“走出去”的措施研究，发现这些举措对外农业投资增速很快。众所周知“一带一路”对外经济发展模式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新空间，是中国加快农业企业对外投资、维护全球农业市场稳定的有利契机。
刘欢（2014）与汪晶晶（2017）研究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中表示强农富农惠农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战略策略的重要部分，形成一种意识即：对农业投入与支持再多也不为过，农业“走出去”也正是在此战略背景下所提出的平行战略内容。中国农业迫切需要“走出去”，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需要重点关注邱立成等（2015）研究中国企业面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着自身很大的独特性，例如中国企业OFDI并不规避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倾向于进入制度质量较差且政治风险高的国家，这与王军, 黄卫冬（2016）研究我国企业在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但是没有充分考虑东道国的法律制度质量和政治制度质量，且倾向进入高风险国家相契合；中国企业在自身还不具备国际竞争的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倾向于进入战略资产丰富的发达国家，去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品牌和管理等优势。
韦军亮, 陈漓高（2009）对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对政治风险方面研究表示国企对政治风险并不敏感有着不同看法。
汪晶晶（2017）认为一个国家风险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自然资源的吸引力就越大。大量的自然资源储备与脆弱的制度（高风险）相结合吸引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Buckley P J, Liu X（2009）表面上偏好较不发达的地理位置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高风险东道国，而不是发达国家的交易所。
Bala Ramasamy, Matthew Yeung, Sylvie Laforet（2012）找到了积极的关系。他们声称，大多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政府主导的。他们倾向于通过中国与发展中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和联系来促进。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较低。另外，他们声称中国企业更加舒适和熟悉不真正民主的政府（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运作。
Chengqi Wang , Junjie Hong, Mario Kafouros, Agyenim Boateng（2012）研究发现中国OFDI在投资方面超过了其他所有地区。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投资是将出口活动扩大到该地区的国家。中国在这些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有动力去寻求诸如先进的专有技术和位置有限的战略资源等战略资源。这些资源在国内基本无法使用，但对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
在不同的企业又有着不同的针对政治风险的区位选择方式。邱立成（2015）在考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OFDI区位选择有存在明显不同:国有企业OFDI更多地是考虑国家战略，因而其OFDI的自然资源寻求动机强烈，倾向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则倾向于市场规模大和战略资产丰富的国家。类似于徐世腾等（2017）央企向高风险地区进行投资的倾向要高于地方企业，而地方企业的 OFDI 则更容易受到东道国或地区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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