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制度、儒家文化和企业风险承担
摘要：儒家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儒家文化作为一项对中国影响深远的非正式制度，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引入文化这一非经济特征，欲考察其对企业行为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由于儒家文化具有道德约束作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越不可能进行过度投资，其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在国有企业中，由于其特有的政治身份，儒家文化对其风险承担影响相对更大。此外，对于受外来文化影响程度更高以及市场信用制度发展更加完善的地区，儒家伦理的影响力不可避免的被削弱。本文研究提供了国家传统文化特征对微观公司财务影响的显著证据，拓展了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互动关系的解释，丰富了行为金融方面的相关理论。以期结合传统文化对当前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全新视角下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时代；非正式制度；儒家文化；企业风险承担
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飞速，创造了“中国奇迹”。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保持了将近10年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然而，未来中国能否保持这一持续高速增长趋势，以及这一趋势还能持续多久值得深入探讨（刘伟、张辉，2008）。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不管就外部冲击而言，还是就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规律而言，中国必然将要面临经济增速由高速度逐渐转为中高速甚至中速，经济结构调整也进入关键时期。与此同时，我国发展延续了经济新常态特点，发展方式呈现集约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动能转向新的增长点。正如习近平所言，我国社会进入了“新时代”。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挡器”、经济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来到“消化期”的既定事实（肖潇，2018），必须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文欲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入手，以中国企业作为微观主体进行度量，研究论证在当前新时代背景下，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否足以依靠其对公司管理层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从理论上证明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独特作用，力图依靠我国本土特有之文化优势，助力于把我国企业培育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传统的经济理论假定企业和人都是理性的，在最大化利益的模型下，通常都忽略了影响决策个体行为的非经济因素，例如社会规范、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心理因素等。而近年来兴起的行为经济学通过引入了文化、心理、宗教等非经济特征对企业行为和市场特征进了更加全面和完善的分析（赵龙凯、岳衡、矫堃，2014）。金智、徐辉、马永强（2017）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度建设尚不完善，法律执行效率仍然较低的转型经济体，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对公司决策也许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文化是由教育和模仿而代代相传并能影响行为的那些知识（诺思，2008）。在经济思想史上，就“文化影响经济”这一命题，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穆勒和马歇尔等经济学先驱的理论著述。影响较大的是weber的研究，weber（1930）认为，欧洲新教改革后，“资本主义精神”随之而生，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个体行为促进了专业化和分工，为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微观基础，从而掀起了第一次经济增长的风暴。Weber（1951）提出了儒家的传统观念对公司绩效具有负效应的观点，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源。而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1997、2003）提出了争锋相对的认识，他认为，儒家文化在中国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伦理规范，他不但塑造着中国企业的精神，而且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在近代，英国用坚船利炮推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大帝国从辉煌走向没落的历史事实似乎证明韦伯是对的，但建国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尤其是近四十年来的伟绩，以铁的事实推翻了韦伯的理论。中国过去的衰败和今日的成功说明当代的儒家文化已经不同于传统形式下的简单纯粹的教条和学说，而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成果。儒家道德伦理不再是一项作为单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而更多的，它作为在西学的冲击下同时具备中国特色和中国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留存在当前社会中，那么，在新时代的中国，儒家文化究竟是否还会产生规范性作用呢？就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言，儒家伦理是否可以如预期一样起到抑制作用呢？
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中，风险选择对微观主体发展和宏观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于正处于新兴加转轨期的中国，既要激励高管的冒险精神选择积极的投资策略，又要防止过度投资带来的过重的公司风险承担以减弱甚至避免潜在的金融风险。早期研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公司风险承担或冒险行为能提高企业业绩增长率，促进经济发展。例如，余明桂、李文贵、潘红波（2013）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对自身能力评价更高，倾向于在更强的风险偏好下选择积极的投资策略，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和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且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然而，更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度的风险承担适得其反，会对公司的运营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叶彦（2018）认为，过度投资问题产生于企业接受了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这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影响公司风险承担的原因还有管理层、股东、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问题。从代理成本的角度出发，李小荣、张瑞君（2014）认为，通过高管持有股份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风险投资水平，当其持股比例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出现壕沟效应，降低风险投资水平。古志辉（2015，A）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其代理成本就越低，从而提高代理效率，但是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削弱了儒家伦理的边际贡献。赵凯龙、岳衡、矫堃（2014）以来自35个在中国注册的合资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出资国文化特征中的个人主义会显著增加企业风险，而和谐主义与不确定性规避会显著降低企业风险。金智、徐辉、马永强（2017）将儒家文化归纳为以等级观念为主，集体主义、和谐主义与风险规避主义辅的励志文化，并且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则风险承担水平越低。Huang et al（2011）选取中国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国企的风险要低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民营化后，其面临的风险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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