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1． 如何衡量省际贸易
相比于大量的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研究，由于对省际贸易缺少统一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与省际贸易相关的话题则稍显不足。但经过大量学者的不懈努力，研究省际贸易也有迹可循。目前，对省际贸易数据获取通常有两种途经，一种是利用投入产出表，另一种则是利用《中国交通年鉴》中公布的铁路货运数据。陈家海（1996）基于1987年中国25个省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省际贸易依存度，内向型贸易比例仍较大。Naughton（1999）利用投入产出表发现，1987-1992年中国省际贸易规模大，且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为主，与国家经济一体化相一致。Poncet（2003）基于1987、1992和1997年的投出产出表，得出中国各省对于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依赖程度仍然高于对国际进口的依赖的结论。张少军（2013）基于中国5年30省份的投出产出表，发现中国贸易不存在本地偏好。同时，张少军和李善同（2013）采用中国5年30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来研究中国1987-2007年省际贸易的演变趋势，发现中国省际贸易增长速度较快，集中度较高，但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在下降。受制于地区投入产出表更新不及时，数据可得性较差，并且难以具体到省份之间的贸易往来，一些学者通过铁路货运数据来衡量省际贸易情况。钱永生和张孝远（2007）通过1990-2000年铁路货运数据发现，大多数省份的省际贸易量占总贸易量的比重在增加，省际联系在加强。徐现祥和李郇（2012）运用1985-2008年铁路货运数据发现，中国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为促进国际贸易发展而进行国内贸易的省际贸易模式。陈永伟（2016）基于1998-2008年的铁路货运数据探讨文化差异对省际贸易的影响，发现文化差异对省际贸易有着较强的负作用。孙军（2018）利用2008-2016年的铁路货运数据测算省际贸易流量，发现省际贸易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另外，一些学者也巧辟蹊径，为研究省际贸易提供了新的思路。陈秀山和张若（2007）利用数学规划模型，在多区域经济核算的框架下估计省际贸易流量，发现产成品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行伟波和李善同（2009）利用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工程所采集的增值税缴纳数据来衡量省际贸易情况，发现省际产品贸易有本地偏好。于洋（2013）利用1993-2010年的各省份间的货物与服务净流出数据，基于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方法，估算省际贸易流量，得出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逐年提高的结论。
2．影响省际贸易的因素
关于影响省际贸易的因素，大多学者将主要的原因归结于市场分割及贸易保护。白重恩等（2004）运用动态估计的方法发现，地方保护主义会严重制约贸易的发展以及区域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范剑勇和林云（2011）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评估市场一体化水平，发现地方保护会加强贸易边界效应，从而制约省际贸易的发展。陈敏（2007）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衡量市场分割程度，发现经济开放水平与市场分割程度呈正U型关系，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就业比重过大会制约省际贸易的发展。陆铭和陈钊（2009）研究发现分割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倒U型关系，市场分割，更可能促进省际贸易的发展，但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以免出现囚徒困境。刘小勇（2013）利用空间Durbin模型检验1994-2004年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短期内，市场分割可能会促进省际贸易的发展，但长期来看，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小，甚至为负。李强和丁春林（2017）基于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市场分割会阻碍区域间贸易，但这种影响是分区域的，在东部地区的影响为负，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是正面影响。付强（2017）利用面板变系数模型考察市场分割和区域经济的关系发现，在产量竞争下，不利于省际贸易的发展，但在价格竞争下，则能在有限的区间的实现这种发展。
大部分学者从“距离”或是贸易成本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王庆喜和徐维祥（2014）构建空间面板互动模型，从多维距离对省际贸易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地理距离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省份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有利于省际贸易的发展，工业增加值比例的提高会对省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在一定差距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会促进两省之间的贸易往来，但差距过大则会起到阻碍作用。陈永伟（2016）从文化距离的角度考察影响省际贸易的因素，结果显示，文化差异有较大的负面效应，而这种效应通过“偏好”和“信任”两种方式发生作用。刘生龙和胡鞍钢（2011）利用引力方程研究得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会大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省际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黄玖立和徐旻鸿（2012）基于新新贸易理论，从二元边际的角度考察境内运输成本，发现公路收费会制约省际贸易的发展。许统生（2013）利用Novy模型衡量省际贸易成本，发现在2002-2007年中国的省际贸易成本有所下降，这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一体化程度提高有关。刘建（2013）基于FGLS模型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会降低省际贸易成本，但不同的交通基础设施带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铁路网密度越大，贸易成本越低，但公路网密度增大则对降低贸易成本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刘晴（2018）基于二元经济框架的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尽管能促进国内贸易的发展，但是会抑制企业的出口行为，不过这种影响有地区差异，在东部沿海地区，这种现象比较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影响较小。
3．互联网与贸易之间的关系
关于互联网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大多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互联网在贸易中的作用。Freund和Weinhold（2004）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网络主机增长，会促进出口的增长，这跟互联网会降低贸易的固定成本有关，然而，互联网竞争加剧，则会增加地理距离对贸易的总体影响。Clarke和Wallsten（2006）研究发现，改善互联网对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促进作用，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则没有明显的改善。Bojnec和Fertoe（2009）利用引力模型，研究互联网用户数量对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双边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用户数对进口国的影响较大，对出口国的影响较小，互联网会促进制造业出口增长。Meltzer（2015）发现，互联网促进数据的跨界自由流动，使得企业能够利用互联网管理全球供应链、去客户沟通，从而正在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关键平台。谢莉娟和张昊（2015）则认为，互联网对市场运行驱动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可能会增进流通业效率，但另一方面可能会加剧市场分割，从而妨碍统一市场，不利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Biswas和Kennedy（2016）利用2006-201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可以有效促进非农产品的出口，但是对于农业贸易的影响是有限的。李兵和李柔（2017）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可和海关数据库，采用Bernard模型，发现互联网可以增加企业出口的概率，同时有利于企业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开拓新市场。Akerman等（2018）基于2000-2008年期间挪威企业出口和采用互联网水平，研究得出互联网可以降低贸易间发生的信息摩擦，从而促进贸易的发展Visser（2018）研究了互联网渗透率对差异化出口的利润率的关系，结果表明，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会提高利润率，同时也会减少语言距离对利润率的影响。岳云嵩和李兵（2018）运用2000-2009年“阿里巴巴”付费会员数据，研究电子商务平台运用和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电子商务平台为中小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便利，有效地促进了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业绩增长。潘申彪和王剑斌（2018）研究发现，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是促进中国与有关伙伴国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张奕芳和刘富华（2018）利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发现，加快互联网建设，有利于提高贸易效率，尤其是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效率以及重工业产品的出口贸易效率。夏杰长和王欠欠（2019）通过分析33个客源国和86个目的国之间的双边旅游贸易数据发现，互联网能够促进双边旅游贸易的发展，同时，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能获得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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