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1国内外研究现状
汇率是指两个国家的货币之间的比价、兑换率，人民币汇率即为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比价、兑换率。人民币的汇率代表着人民币的对外价值，由国家外汇管理局依据国内外物价水平和国际金融市场汇率浮动情况统一制订、调整，逐日向国内外公布。
明确了汇率的定义之后，就需要来阐述研究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的意义。首先是汇率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有重大影响；其次汇率能够影响总需求的结构和配比；再者汇率对物价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最后研究汇率能够及时调整汇率和汇率政策以应对金融波动带来的安全影响。
余淼杰和王雅琦[1]基于多产品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2001-2006年中国海关交易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期间中国企业的出口结构变动从企业和产品多层次地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得出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动对于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决策影响非常显著。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估计了企业层面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对于企业出口种类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有效汇率的贬值会导致企业出口种类的扩张。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每上升（人民币贬值）10%,企业出口种类上升约2%.此外，人民币贬值会显著导致企业出口向非核心产品转移。可见，人民币贬值一方面能增加企业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同时会致企业出口产品向非核心产品偏移。还得出面临人民币汇率变动时，出口企业之间的产品决策也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当人民币贬值时，规模大或者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更明显地扩张其出口品种。而规模大的企业其出口产品分布的非核心化也较为明显。而当人民币升值时，规模大或者高生产率的企业会更为明显地缩减产品线且会开始更集中生产核心产品。
王彬和马文涛[2]基于一般均衡视角，研究了人民币均衡实际有效汇率和汇率失衡程度。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在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失衡程度开始逐步收窄，2008年之后已接近均衡汇率，近期表现出小幅高估，未来不存在大幅升值的基础条件。基于DSGE最大似然估计以及行为均衡汇率理论的均衡汇率测度结果进一步表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情景分析表明，汇率制度选择、汇率和资本项目管制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长期汇率均衡的总体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其短期波动。
王胜和田涛[3]基于二元VAR-GARCH-BEKK模型从均值与波动层面实证分析了汇率变动与CPI变动的关联性。研究表明，从均值层面看，汇率变动是CPI变动的Granger原因，CPI变动不是汇率变动的 Granger 原因；从波动层面看，汇率波动性对CPI波动性存在显著ARCH效应，说明汇率波动水平会显著影响CPI的波动大小，但是CPI波动水平对汇率变动的ARCH效应不显著。汇率变动与CPI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性”通胀环境以及我国进口产品结构的变化是“时变性”的主要原因。
刘尧成[4]应用贝叶斯框架下的 TVP-VAＲ-SV 模型分析了金融危机以来美、日、欧等主要国际货币区的货币政策(文章简称为“国际货币政策”)变化对中国经济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我们发现国际货币政策在方向和力度方面的调整和变化能够通过其与中国的利率之差表现出来，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贸易差额产生溢出效应。
许磊[5]运用多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汇改后的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传递效应以及不同行业的依市定价行为。发现：汇改后的汇率变化对我国大部分行业的出口商品价格具有长期影响，短期影响并不明显，国内出口企业只能在长期中逐步消化汇改后汇率的升值性变化；而从总体上看，大部分行业的出口商只能通过调整成本加成的形式靠自身利润的压缩将汇率变动吸收掉，仅有小部分行业能将汇率变化的50%以上传递出去，故汇改后汇率升值的大部分是由国内出口企业自己承受和消化掉的。这意味着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确实给实体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出口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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