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员干部合作困境文献综述
摘要： 在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策背景下，一些基层党员干部针对治理难度大、群众反响大、牵涉利益广的“老大难”社会问题采取消极不合作的现象逐渐增多。针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合作困境，已有研究多从个体自利动机与组织制度缺陷两个方面入手。动机论者认为党员干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从而导致相互利益不兼容是影响各自合作的关键变量；制度缺陷论者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官僚制的异化批判出发，认为党员干部在官僚制中容易滋生官僚主义，表现得高高在上，忽略人民群众得根本诉求。还有从十八大以来的政策背景出发，认为党员干部的消极不合作行为本质是一种“为官不为”问题，这是目前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政策下的副产品。上述研究分析虽不无道理，但是忽略了最为根本性的官员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因为未来研究可以以此为理论生长点，深入分析基层党员干部合作困境背后的思想政治素养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自利动机； 官僚主义； 从严治党
一、文献综述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出发，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独具中国特色的治党治国策略。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相关党政机关纷纷采取行动，扎紧制度的笼子，规范自身权力运行。同时，坚持“老虎苍蝇一块打”的原则，加大对党员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的监督问责力度。一时间，全国上下营造出了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领导基础。然而，我们在看到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显著成效时，还悄然发现：尽管党纪党规严格执行、反腐高压态势持续推进，但长期以来的“部门主义”“政出多门”以及党政领导干部“相互扯皮”现象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相反，在新的政策形势下，面对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需要各部门相互协同配合的复杂公共事务时，干部工作的畏难情绪发生下移——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保守心态和不合作行为被不断地复制与蔓延。原先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逐渐演化为了“门好进、脸好看、但事还是难办”。围绕基层党员干部间的合作困境会影响政府的服务效能，长此以往恐会导致“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党和政府公信力下降、群众基础动摇。已有研究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合作困境多从个人自利动机与组织制度缺陷两方面入手。
（一）自利动机与合作困境
动机论者强调，党员干部及其所属部门出于自利动机而引发的利益不兼容是导致相互合作困境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各部门围绕利益资源展开封锁与斗争，在执行过程中采取“摘桃子”策略[1]，出现了“部门本位主义”，甚至是引发“地盘战”[2]等问题，使得合作陷入碎片化。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党员干部在利益与共识的达成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投桃报李[3]、农村集市[4]等讨价还价现象。换而言之，针对需要合作的重大公共问题，每个部门领导干部都力图基于自身利益影响决策，但又没有哪个单独的部门权威超过另外部门。[5]最终导致各部门相互扯皮推诿，共同行动陷入掣肘。此外，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表明，相关部门为了维护和强化自身利益还通常借助“立法”手段，实现“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舒小庆，2007），[6]以强调职权的同时尽可能规避责任与义务，最终导致部分政策法规相冲突，职能边界不清，引发部门间的矛盾与冲突，影响合作行动(朱德米，2009；任敏，2008)。[7][8]
（二）制度缺陷与合作困境
此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究者还认为当前的消极不合作行为本质上是“为官不为”、“官僚主义”的表现，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放弃了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甚至还会污染和毒化社会风气。[9]究其根源，在于马克思所指出的科层制弊端——身处其中的领导干部容易发生异化，[10]滋生官僚主义作风。因此，毛泽东同志就曾批判身处其中的领导干部“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11]在此基础上，祝灵君进一步解释道，以法理型为基础构建的现代官僚制在实践中具有参与者难题和公众难题，导致党员干部在组织中异化，因专业分工而忽略公众诉求。[12]由此可见，官员消极不合作问题由来已久，但是，随着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态势不断推进，基层党员干部不合作现象呈现加剧的趋势。对此，一些人开始认为这是执政党高压反腐环境下的一个副产品。并由此出发，反思当前制度存在的缺陷与不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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