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政府回应性研究：以南京市DS街道为例文献综述

1.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新公共管理运动促成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模式变化，其着力点在于提高政府对于社会的回应性，^[1]政府回应性问题也在此背景下兴起。在我国，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推进，学术届对政府回应性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虽然政府回应性问题在国内仍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但目前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对此展开了诸多讨论，主要聚焦在政府回应性的内涵、逻辑、话语问题、政府回应现状等内容。

目前没有公开文献资料对城市社区养老的政府回应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以中国知网为例，通过检索笔者发现，截至2019年3月，以“政府回应”为主题的文献有501篇，以“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为主题的文献则有0篇。经笔者广泛查阅文献，如下学者的观点与本文内容联系较为紧密。

1.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

对于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优势，王向南（2018）认为，社区居家养老在社会分工细化、家庭结构变迁、社会流动性增大的背景下，已成为社会化养老的主流模式。王向南指出，顺应这一趋势，应以需求导向拉动养老服务多样化、专业化、产业化。为此应建立政府、市场、家庭三方密切合作的服务模式，解决社区养老服务公共设施供给不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衔接机制不协调问题，突破信息失灵、制度供给、衔接配合、理念观念等方面的障碍。^[2]

王武林、陈瑶（2016）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功能的退化，老年人在养老上面临着较大的问题，社区养老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压力，能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3]

晋凤（2010）指出社区养老比其他的养老方式更加全面，补充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不能提供的，包括物资经济上为老年人提供的一些实惠、还综合平日里生活上的照顾护理、保健和精神层面的服务项目。^[4]

但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弊端。马贵侠、叶士华（2015）认为，当前，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存在诸如制度设计欠缺、操作层面不完善、服务专业性较差等问题。^[5]

1. 政府回应性问题研究

季燕霞（2018）提到回应性政治的优点。她认为，回应型政治正是基于政府与社会的有效互动,将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公共行动的权力范式。她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回应型政治面临诸多新挑战，需要增强政府的政治设计能力，对社会多元利益诉求做出正确的选择；注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发挥社会评价的驱动作用。^[6]

王军洋、胡洁人（2017）指出我国政府回应性的动力来源。指出，政府在发展经济和回应民众诉求方面可以有很强的动力,甚至回应的效率并不逊色于西方政治体制。王军洋、胡洁人进一步提到，意识形态的世俗化转向、执政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制的变化以及层级制带来的圈层治理结构这四个方面的政治变化，促成了非西方体制下的政府回应性。^[7]

俞可平（2003）在《全球化：全球治理》一书中，从公共治理理论的角度论述政府回应问题, 他认为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8]

刘智城、秦韩生和朱春艳（2010）等学者也指出了当前我国政府回应机制存在的问题。他们谈到，当前政府回应机制存在四个问题:回应动力缺乏、回应效率低下、回应载体有局限、回应向度单一，并由此提出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改进思路，即塑造政府回应的行政生态环境、对政府回应的流程进行再造、创新政府回应的相关制度。^[9]

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2.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研究

由于老龄化现象产生较早，西方学者对于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相对成熟，也有丰富的文献成果。Chapman（2002）指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模式优势明显，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可以有效地为老人提供优质服务^[10] Barresi（2003）指出，在开展养老活动的时候，可以充分调动家政服务公司、非营利组织等的积极性，这样更有利于减轻养老负担和改善老人的生活。^[11]

1. 政府回应性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使得政府回应性理论研究日渐兴盛。但总体而言，早期对于政府回应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政府责任与回应的关系上。近年来，西方学者的关注点逐渐向政府回应的实现上转移。

che，Jun Ho.对提高韩国地方政府的行政回应性问题进行探究，他指出，公民参与能有效地提高政府回应性，提高政府回应性的关键在于政府官员自身专业服务素质的提升。

笛柳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法国更需要重视市镇级政府的运作，即考虑为了使市镇级政府更具有效性、责任性、回应性，应如何改革市镇级政府部门的运作方式，最终满足时代、社会和公众对市镇级政府提出的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