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1、 作为哲学家的王阳明
“龙场悟道”历来被视为王阳明心学思想发展的转折点，王阳明自述：“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 “及在夷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 。韩东育认为其中可得出两层意思，一是“居夷三载”，以往的学说已“今是而昨非”，二是在遵照朱熹所谓“格物致知”的做法，“格物”并没有“致知”，唯有此“心”，才是格致探求的唯一真实对象 。也正是在龙场悟道后，王阳明正式走向了朱熹的反面，倒向了陆九渊所谓“六经皆我注脚”的“心”学，“成为心学之集大成者，而且标志着整个理学心性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
要理解王阳明的心学思想，需要理解的问题即是他所说的“心”是什么意思，它与“理”的关系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希图在这里理解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王阳明所说的“心”，杨国荣认为含义较广，指“知觉、思维、情感、意向等等，从为学与为道的角度看，首先应当注意的则是心体的概念” ，蒙培元也认为“王阳明并不是一般地讲lsquo;心即性rsquo;、lsquo;心即理rsquo;，他的根本命题是lsquo;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rsquo;。这就是说，他是用心之本体确立人的本体存在的” 。所以在此对“心”的理解就变成了对“心体”的理解，有学者将王阳明的心体理解为“既以理为本及形式结构（心之条理），又与身相联系而内含着感性hellip;hellip;在总体上便表现为先验与经验、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 。也有学者认为，王阳明用心之本体确立人的本体的存在，有体便有用，就形成了他的“体用一源说”，“体用一源”说便否定了“两种性”，更否定了“两种心”，本原之性只能在气上见，形而上之体只能在形而下之用上见，离了气，便无本原可言，离了心，即无性可言，心便是性，便是良知，这就克服了朱熹“体用为二”的矛盾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心体”就理解为“性”、“理”和“良知”，再进一步亦可将其理解为“至善”，即“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 ，“心”或者说“心体”的含义，已经不仅仅是“人心”，它更是一种以“心”为中心的宇宙观。
关于“心”与“理”的关系，王阳明认为“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 。王阳明以“理”来界定“心”的内涵，从一开始就将两者联系起来，杨国荣认为，“王阳明提出的lsquo;心即理rsquo;的命题，肯定了普遍之理应当内化于个体之心。通过心与理的融合，一方面，普遍之理不再仅仅表现为与主体对应的超验存在，另一方面，个体意识则开始获得了普遍性的品格；心与理的统一在主体意识中具体化为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蒋保国则认为，王阳明所谓“心即理”是“就心之取向lsquo;当理rsquo;这个意义上讲的。而所谓lsquo;当理rsquo;，也就是指心在取向时lsquo;无私心rsquo;” ，这与朱承认为王阳明的“lsquo;心体rsquo;lsquo;良知rsquo;并非个人独有而是人人皆有，hellip;hellip;是人们的lsquo;公共性rsquo;禀赋”意思相近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在“心”与“理”的关系中所持的态度即是“心”是对“理”的一种超越，是自我意识的崛起，也是一种蕴含着公共精神的自我反省，“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等皆是从“心”出发，寻求“良知”而“致知”、而“格物”。
既确定了“心”的含义，如何由“心”展开叙述、构建起一整套的宇宙观就成为了下一步的任务。钱德洪认为王阳明一生之教有三变：“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lsquo;知行合一rsquo;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lsquo;致良知rsquo;之说，直指本体，令学者眼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 龙场悟道让王阳明“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既然假求外物已知圣人之道是错的，那么朱熹所谓的“格物致知”的先行后知的方法也就是错的，需得“知行合一”方能达致内圣之境，葛荣晋将王阳明这种“知行合一”的“格致实功”论分为“知行本体合一”和“知行工夫合一”两种模式，前者指“就圣人心说”的一种“致知实功”，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后者指“就常人心说”的一种“致知实功”，常人即要知善知恶、为善去恶，方能“用以明体” 。既知“良知”，又懂得“致良知”的“知行合一”的行动方法，成圣之路也就人人可行了。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自带的回归自我、反传统、反权威的意识，为他的乡治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有学者也将其心学所体现的这种意识划分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精神，由教育平民化、圣学平民化和成圣平民化组成的平民精神，不盲从经书、多数人、权威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启蒙精神和“万物一体”的淑世精神 ，正是这种因“致”自我“良知”而采取的“知行合一”的手段，在“心即理”的指导下，作为哲学家的身份，王阳明所倡行的治乡方略与实践方能实现 。
2、 作为乡治代表人物的王阳明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乡里制度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它指中国古代县以下的各级基层行政区划的制度 ，所谓“皇权不下县”，乡里制度作为国家行政权力对乡村治理的补充，既带有家族伦理色彩，又履行着政府管理的权力和职能 ，成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但关于乡里制度作为一级行政组织的整体意义的认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 。
关于中国乡里制度的研究总结，赵秀玲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中国乡里制度的滥觞起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有以涉猎广、资料丰、论叙密、用力勤为特征的、以中国保甲制度为对象的闻钧天著《中国保甲制度》一书，有视野更加广阔、实践应用性更强的黄强编著《中国保甲实验新编》一书，有以里甲为线索探讨中国历代里甲制度演变过程和主要从财政税收等经济角度考察里甲制度的江士杰所著《里甲制度考略》一书，另有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一书和其他著作与文章，这一时期对乡里制度的研究为之后此方面的有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形成了示范作用。之后作者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外不同学者对乡里制度的研究做了一个汇总，足以显示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文献丰富程度，也为后世的的研究提供了思考角度和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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