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对构建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影响研究——以苏锡常地区为例”文献综述
1 城镇化的宏观背景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的深入，我国城市空间发展处于强烈的重构过程之中，因此城市空间演变与重构的内在机制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同时由于行政区划调整与城乡空间发展密切相关，围绕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讨论也引起空前的关注。行政区划调整实质上意味着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权力变化的过程，从而引发权力作用对象的物质空间不断重构与发展。撤县（市）设区调整的实质可以说是政区行政范围和政府权力的组合调整，城市行政范围的调整通过边界的变动实现，而县（市）级政府与市一级政府之间权力的博弈最终也会体现在边界的调整中。这种调整对城市空间对演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在研究撤县设区时却往往忽略了边界划分的不同模式选择对城市空间的影响。[1]
由于政府的城市管理水平并没有相应地作出改进，也没有充分重视城市开发管理以及环境保护上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容易加剧“城市病”现象，导致人口不断膨胀，交通更加拥挤，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因此，我国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面临更多的难题和挑战。[2]
2 行政区划调整现状及演变趋势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出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最近这些年我国各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频繁多发，引人关注。我国政府共分五级，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级市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行政区划调整按照调整政区级别类型可以分为四类，分别对应为省级、地级市级、区县级、乡镇及乡镇以下级别。由于政区级别较高，省级行政区划调整出现的频次较低，只有两次，分别为海南省从广东省分离建立省份，重庆市从四川省分离建立直辖市。从改革开放来的历史看，行政区划调整的还是集中在地级市和区县级两级，其中地改市和县改（县级）市两项改制实现了我国城市数量的跨越式增长，并且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从1983年到1997年，地级市数量从109急速扩张至222，县级市数量更是惊人的由133飞速扩张至442个，截止1997年，我国达到了城市数量的峰值668，迄今为止也仍然无法赶超。伴随着历史经济社会条件的变迁，这两类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运动趋于尾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发展阶段的逐渐深入，扩大城市规模逐渐取代了增加城市数量成为新的趋势。在这个新趋势下，撤县（市）设区和区县合并两种调整逐渐演变为扩大城市规模的主要实现形式。城市规模扩张阶段逐渐成熟后，城市内部的生活品质和居住环境越来越受人关注，并且提升城市发展内涵，丰富城市核也功能转变成为最新的关注要点，伴随于此，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又步入了最新的阶段。对应提升城市发展内涵，丰富城市核屯、功能的区划调整方式即区界重组逐渐提上日程并向主流演变。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般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城市数量的增加，另一种是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建成面积）的扩大，还有一种是城市内涵提升（人口密度增加）。而这三种手段的实现，都与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紧密相连、密不可分。这三种方式对应的区县行政区划调整分别为：城市数量增加对应撤县设市，撤县设市指将原来隶属于地级市或直辖市的县撤销后变更设立县级市；城市规模扩大对应撤县（市）设区、区县合并，撤县（市）设区在原来隶属于地级市（直辖市）的县（县级市）撤销的基础上，在原县（市）设立属于地级市（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市区。区县合并即是将撤销后的县（市）与城市原来管辖的某个市区直接合并的行为；城市内涵提升对应区界重组，区界重组指城市内部辖区之间的合并、重组等。撤县设市是增加城市数量的重要通道，在1997年以后，我国中央政府暂停了对此政策的行政审批，也就是说增加城市数量的通道基本被堵。现存有效的区县调整政策也就是撤县（市）设区、区县合并化及区界重组三类。[3]
3 国内外行政区划调整城镇格局的实践概况
城市化又称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在现今国家土地管理制度的约束下，这种变化是基本上是由行政区划的调整所引起的。自城市化概念被提出以来，各个国家与地区在城镇化领域已经进行了相当丰富的实践，国内外学者对行政区划调整构建城镇格局也已著述累累。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起步较早，有关行政区划调整下的城市化研究呈现比较先进的研究态势。国外对于城市化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指1900年追溯到城市的产生这一阶段。这个时期中，虽然没有出现专门的城市化理论著作，但是关于城市的起源、城市的发展以及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所引起的后果等等,已有不少论述；第二个时期是1900年后的五十年,是城市化理论研究的产生阶段,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己经初步实现了城市化,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对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比较具体,没有形成体系；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迄今,这段时间是城市化理论的发展阶段,伴随着发展中国家迅速的城市化,作为一个世界性整体运动的城市化过程真正开始了。理论界开始认识到城市化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容,不但各个学科关于城市化的研究都有重大进展,而且产生了各个学科相互渗透,甚至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局面[4]，此时有关于城镇化的研究已达到相当全面的阶段。此外，针对城镇化演变，国外学者在城市空间的扩张与发展上提出了许多设想。如：19世纪末年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田园城市”理论，建议围绕大城市周围建立独立分散的田园城市。昂温（R.Unwin,1922）、沙里宁（E.Saarinen,1943）[5]、赖特（F.L.Wright）[6]在20 世纪相继提出了“卫星城市”理论、有机疏散理论、广亩城市模式，均提倡城市空间的分散发展。与之相反的是，1922年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Corbusier）倡导集中式发展，通过现代技术建设以高层低密度为主的现代城市空间，这种集中式的模式对二战后城市的建设也有较强的影响。1920 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帕克（P.E.Park）、沃斯（L.Wirth）对城市的形成和变迁做了调查研究。1925 年伯吉斯就城市空间结构提出了同心圆模式（Concentric Zone Theory）[7]。他认为，同心圆结构的城市有单一的核心，不同功能的用地围绕这个核心有规则地向外扩展。1932 年巴布科克（Babcock）在此基础上将交通轴线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作用加入到城市空间结构的模型之中，提出了星状环形模式，更加真实的反映了单中心小规模城市的空间状况。1939年美国经济学家霍伊特（Hoyt）通过对 142 个北美城市房租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提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扇形模式（Sector Theory）[8]。1945年，C.D.哈里斯（Harris）和E.L.乌尔曼（Ullman）观察到大多数城市是在多个中心的作用下扩散，从而提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多核心模式（Multiple-nuclei Theory）[9]。总的来看，1950年前国外对城市空间研究多是对单个城市内部空间的描述性与解释性研究，重视形态上的研究，忽视成因的动态分析。
国内的城市化研究起步虽然较晚，但其有关行政区划对于调整城镇格局方面的研究还是较齐全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关于苏锡常地区空间结构调整与城镇化的研究案例也不少。如白艳莹等人通过基础数据的研究，分析了苏锡常地区的城市化及其资源环境胁迫作用（2003）[10]；刘俊、董平从城市用地角度研究了1996年以来苏锡常地区土地利用结构时空的演变规律（2009）[11]；张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苏锡常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变化态势与其困境（2011）[12]；谢守红通过对苏锡常都市圈空间发展及其动力机制分析，总结出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2011）[13]；崔大树、吴婷莉基于分形理论，研究了苏锡常城市群的空间组织（2013）[14]。国内外有关行政区划调整的理论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的城镇格局改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国外的研究方法一直不断在创新，研究视角十分全面，国内研究虽然也呈现出此类趋势，但在目前其对于城镇化的研究视角仍不够细致全面，仍然停留在单一要素的分析上，缺乏从宏观到微观的系统化的综合研究，基于各学科的交叉研究多停留在定性描述的层面上，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化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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