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PPP模式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空间效应研究文献综述

 2022-10-30 1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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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摘要:可持续发展观在目前世界发展观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我国同样也在强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公共产品与服务,PPP做为全新的基础设施建设理念愈发受到决策者的关注。在PPP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强调PPP模式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作用。本综述基于该背景,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依次按照研究顺序整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可持续发展评价,第二部分空间效应分析。

1 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综述

自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伊始,如何衡量与评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便成为一项世界性的普遍课题。在若干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价方法中,指标评价法具有指示性、灵活性的特点[1]

1992年联合国召开世界与环境发展大会,呼吁各国关注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会议发布的《21世纪议程》把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和促进全球使用可持续发展指标作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并在其第40章《决策科学》指出“必须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以便为各级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大会决定同年成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SD),监督各国实施《21世纪议程》的进展情况。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筛选与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关键,其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从自己的领域或角度出发,对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纵观这些研究,主要包括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指标体系的结构和内容、指标相对重要性确定三个方面。

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反应了对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理解与认识,是客观科学衡量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国内外学者对构建原则的研究,起源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之初,集中于1992年世界与环境大会之后。并在理论层面,提出了各自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Liverman等(1988)提出评价可持续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7项原则。①时空性:指标随时间与空间变化。②可预见性:可以帮助决策者预见不利于可持续的因素;③参照值的有效与有界性:利用指标进行衡量时,要注意参照值在理论有效,并不超过合理界限;④客观性:不受其他因素影响;⑤可逆或可控性:指标所反映的可持续因素要考虑可逆与可控;⑥整合性:对数据转换,以使指标达到更好的评价效果;⑦综合性:将各种评价指数纳入指标体系当中;⑧可行性:所需数据要简单易得[3]。Liverman的8项原则提出较早,并获得各国的广泛接纳。受Liverman的研究启发,诸多理论研究逐渐展开。

刘传祥(1996)在阐述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时,认为可持续发展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对其分析评价单靠几个指标难以完成,必须依靠基于某些原则基础上的指标集合,即指标体系。并指出这些原则包括7个方面:整体完备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区域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动态性与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相对独立性原则[4]。由于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全国的PPP项目,同时不考虑时间维度,因此强调因地制宜的区域性原则与指标体系和区域发展相互联动的动态性与稳定性相结合原则并不具有参考价值。

清华大学(1997)刘求实认为,为了客观、全面、科学地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在研究和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方法时,应遵循科学性原则、客观性原则、简明性与可行性原则、引导性原则、可比性原则[5]。牛新国(1998)在研究建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时,提出针对性原则、相关性原则、简明性原则、可评比性原则、动态性与稳定性原则[6]。其中,刘求实提出的简明与可行性原则强调指标体系设置要避免繁琐,且数据易得;牛新国提出的简明性原则强调指标简单明了,可评比性原则强调评价指标要可查、定量,这两项原则和简明与可行性原则在内涵上异曲同工。

除此之外,李志强(2006)提出科学性、整体性、可操作性、层次性、简明性、协调性原则[7]。在近几年的实证研究中,张婧、袁莉、马艳梅、曾鹏等学者提出科学性、系统性、独立性、简明性、层次性、空间性、可获得性等原则。将上述文献的主要内容统计见表2-1及图2-1,其中将含义相同但表述方式不同的原则归为一种。

表格1-1构建原则统计表

整体性

简明性

科学性

可获得性

层次性

可比性

客观性

独立性

协调性

区域性

Liv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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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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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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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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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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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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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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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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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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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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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鹏

radic;

ra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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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4

5

7

8

4

2

2

2

2

1

根据统计,可获得性、科学性、层次性、简明性、整体性与可比性原则出现频率较高并依次降低。其中可获得性原则出现频率最大,说明大部分的研究都要求所需数据易于得到,即模型应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大量的数据基础对评价结果的重要影响。层次性、简明性原则强调模型结构清晰合理、避免冗杂;整体性原则强调模型要能整合评价体系当中的不同系统,综合反映评价结果;可比性原则强调模型要在不同区域之间具有比较功能。

出现频率较低的几项原则当中,Liverman提到的客观性原则强调评价过程客观公正,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刘求实提到的客观性原则强调评价数据来源应该客观真实。虽频数较少,但当评价过程中存在主观性因素时,客观性原则不容忽视。独立性原则强调评价指标相互独立,以降低信息的冗杂度,与简明性原则含义相近。协调性原则意为当评价体系中出现两种及两种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时,系统或系统要素要配合得当、保持良性的相互关联,与整体性原则含义相近。区域性原则强调因地制宜,在对某一区域的实证研究中,该原则自动体现,所以部分研究未单独列出这一原则。

1.2指标体系结构和内容

各国学者与机构在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理论基础之上,从各自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是从PPP项目的社会影响角度探讨可持续发展,因此将重点对文献中指标体系的社会部分指标进行整理。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自1995年开始和20多个国家一起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的项目研究工作,并从1996年开始在各国进行监测。经过多年检验,CSD于2001年提出了包括15个主题和38个子题的最终指标体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公平、健康、教育、居住、安全、人口六大主题,下设失业率、拥有足够的污水处理设施的人口比例、享有基本健康护理设施的人口比例、成人非文盲率、人均居住面积、每10万人中有犯罪记录数量、人口增长率等19项核心指标。在CSD工作项目当中,失业率、人口增长率等指标被经常使用。

作为国际组织建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CSD的指标体系很好的为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提供了一个健全的启动平台。但是,期望这套体系中的全部指标适用于所有国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各国结合实际,合理采纳CSD的研究成果,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指标体系。

1999年英国政府建立了包含140余个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并从中选取了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联的15个“标题指标”,该15个指标涉及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社会、环境。社会部分包含贫困和社会歧视、教育(19岁青年中具有2级职业资格的人所占比例)、健康(预期寿命)、住房、治安(每十万人口的犯罪人数计)。2001年德国开始讨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来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该指标体系没有遵从一般的可持续性3个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而是引入了框架划分为人类/社会圈和环境圈的二圈模型。虽然框架构建方法不同,但部分指标仍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城市共享的绿地空间、文化机构的数量、货物和乘客的运输量、全体人口中接受社会福利的人口比例等。2003年芬兰构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包括3个范围的20个关键领域: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人口增长、家庭福利、文化景观、暴力和毒品犯罪、道路长度、汽车和公共交通使用趋势等指标归属于社会文化范围[8]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更多的从理论探讨走向了实际应用。一些学者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袁晓玲(2013)[9]、袁莉(2014)[10]等分别在对长三角、长株潭等地区进行的可持续评价中,提出了每万人医生数、万人在校学生数、城乡人口收入比、失业率、城市化水平等指标[11],[12]。马艳梅(2015)[13]、曾鹏(2015)[14]构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则又包含了每百人图书馆藏书量、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均道路面积、人均生活用水量、人均拥有公共绿地面积、恩格尔系数、人均居住面积等指标。宋宇辰(2016)[15]在对呼和浩特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的研究中,新提出了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指标。

将上述指标体系内容整理见图2-2。由于不同文献当中部分指标不完全相同,因此将指标按照涉及领域进行了划分,并列出重复率较大的指标。其中教育领域指标依据标准较为杂乱,即包括人均高校数量,也包括在校学生数等,因此统一记为教育,不详细列出。医疗、文化机构和社会保障与福利领域指标单一,也不详细划分。

图1-1指标内容分类统计图

根据统计,社会公平与稳定、教育、医疗、社会发展与人口和生活质量领域关注度较大。教育作为人才储备的基础,受关注度尤为突出。在这些领域的具体指标当中,失业率、城镇化率和恩格尔系数出现次数较多,分别反映了社会的稳定状况、社会的发展程度与人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中的交通及文化机构重要性较大,在多项研究当中均被单独列出。而城市绿地、供水供电等其他基础设施受到的关注度则较小。

1.3 指标相对重要性确定

在已构建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往往采用加权求和的方法求得评价值,指标权重及标准化后的指标值成为基础性数据。指标权重反应了各项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也反应了整个指标体系的协调度,如何确定指标权重是各项研究的重点。目前常用的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以及两者结合的组合赋权法,这些方法最主要的区别在权重确定的准则不同,将各方法的例证和简评整理见下表。

表格 1-2评价模型分类表

方法

例证

优缺点

层次分析法

[11]张婧.陕西省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

应用广泛,指标间的横向比较充足。但比较主观,容易受到评价过程中的随机性和评价专家主观上的不确定性及认识上的模糊性影响。

熵值法

[9]袁晓玲.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陕西省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

[13]马艳梅.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基于熵值法和象限图法;

熵值法主要依据指标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由数据驱动,客观性较强,易于操作。

组合赋权法

[12]魏伟.基于GIS的石羊河流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

赋权过程中结合两者优点,做到主客观相对适中。但对评价者和基础数据要求都较高。

2.空间效应分析

本文的空间效应分析借鉴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根据Anselin的定义,“空间计量经济学以经济学和空间统计学为理论基础,研究经济活动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特性和内在规律的学科”[16]。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核心是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结构进行定量分析,揭示经济活动空间特性的本质与规律[17]。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模型驱动(model-driven)和数据驱动(date-driven),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地理编码社会经济数据的设立,这两种方法逐渐交织,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GIS技术进行空间建模和数据分析[18]

在空间计量经济学当中把空间效应分为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19]。空间异质性(spatial heterogeneity)是指各个空间单元上的变量存在差异。空间异质性的成因一方面在于变量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例如各省份人口数量不同),另一方面在于空间单元本身是非均质的(例如各省份面积不同,形状各异)。空间依赖性(spatial dependence)是指邻近空间单元上的变量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空间依赖性的主要原因是空间要素在空间边界之间的流动,即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变量本身的空间范围与空间单元之间不能完全匹配。空间依赖性的较弱形式是空间自相关。

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空间效应包括以下步骤:

(1)空间相关性检验。在进行空间效应分析之前,需要先对研究目标的空间分布进行相关性验。空间相关性打破了传统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中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是指不同区域的观测值在空间上呈现出非随机的空间模式。空间相关性非随机的性质,导致用传统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分析出的结果偏差较大。因此,若研究目标存在空间相关性,就必须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1]

(2)陈述理论和假说,选择合适的模型。理论即经济学、统计学和空间计量等理论,是所研究空间想象的内在机制,是模型选择的基础。由于每项研究具有独自的意义,已有的模型一般不能直接应用。因此需要结合理论和现状,提出假说,对模型参数进行重新定义。

(3)检验模型的合理性。在重新设定模型后,需要进行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ing)。即验证提出的假说是否合理,模型估计的结果是否与理论相符。在模型选择与检验过程中,往往采用多个模型和多种检验方法,横向比较更能提高最终结论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1]黄志烨,里桂军,李亚龙,常远.基于DPSIR模型的北京市可持续发展评价[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9):C20-C24.[2]李天星.国内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进展[J].生态环境学报.2013,22(6):1085-10922013,22(6):1085-1092。 [3]Liverman D M, M E Hanson, B J Bromn, et al. Global sustainability: Toward measurement. Environment Management.1988,12(2):133-143. [4]刘传祥,承继成,李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6(2).3-7.[5]刘求实,沈红.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7(4):60-64.[6]牛新国,李月彬,贾曾发.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环境保护.1998(8):21-23.[7]李志强,周丽琴.基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当代财经.2006(5):126-128.[8]王伟中,郭日生,等.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9]袁晓玲,梁鹏,曹敏杰.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陕西省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J].城市发展研究.2013,20(2).52-56,86.[10]袁莉,蔡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评价—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系统科学学报.2014, 22(4):73-76.[11]张婧,李强,周源.陕西省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448-453.[12]魏伟,石培基,周俊菊,颉斌斌,雷莉.基于GIS的石羊河流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6):170-174.[13]马艳梅,吴玉鸣,吴柏钧.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基于熵值法和象限图法[J].经济地理.2015,35(6):47-53.[14]曾鹏,毕超.中国十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比较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5, 29(5):63-68.[15]宋宇辰,陈田澍,王贺.呼和浩特市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 32(11):1314-1318.[16]Luc Anselin. 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M].Boston: Kluwer Academic.1988.[17]JP Elhorst. Spatial Econometrics: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to Spatial Panels[J]. Jamels P Lesage. 2014,1(1):245-260.[18]沈体雁,冯等田,孙铁山.空间计量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Luc Anselin. Thirty years of spatial econometrics[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10, 89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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