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创作出了许多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从他的第一篇小说《第一宿舍》到《第七天》，他在文坛上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二十多个年头。自1987年《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发行以来，余华那种“先锋精神”和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他的《活着》从小说走上大银幕，从本土走出国门，最后捧回一连串的国际文学大奖，他凭借着《活着》“大红大紫”起来，而且收获了一大票的粉丝，并很快受到许多评论家及研究者的关注。笔者为了对余华作品和国内外学者对余华作品研究状况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为了尽可能全面的了解该问题的研究进展，本研究主要通过查询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核心期刊”为范围，进行模糊匹配检索。收集了近30年来相关文献资料约30篇，并进行了综述。
总的看来，对余华及其作品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余华创作理念的思考。1987年以来，余华作品中的审美情趣、生活逻辑、叙述想象给了人们以巨大击，他的创作理念便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个方面。余华主张的“精神真实”及文本背离现状的“虚伪的形式”是研究的热点。以1987年余华发表的《虚伪的作品》[1]为界，我们可以把该领域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这段时间对余华创作观的研究主要是感官式的、印象式的评论。研究者的印象就是:余华的小说“更鲜明的映出了现实的阴霾”[2] ，不仅“无视文明的禁忌”，而且“非要亲手扯下这道虚伪的面纱”[3] ，这些感觉是准确的。余华在作品中确实把人类理智与文明牢牢的抑制，把惨不忍睹的悲惨又虚伪的人生展现在我们面前，表明他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第二阶段：余华小说创作观的研究逐步的系统化起来，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余华通过文明和理性的反叛，揭露了人性的凶残和丑陋。有些认为这是“世纪末意识”，有的却把余华提升到哲学家的高度来看待。《活着》所叙述的是处于动荡历史中的小人物的意味悠长的生命历程。福贵是怎么活过来的，可不是那种简单的活命哲学可以表达的，而是在体验了一次次劫难后对于生命坚韧的深切体会。葛丽娅在《先锋到现实叙事的转变》中表示余华只想告诉读者：生命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这么简单，有一丝孤独的意味。在福贵对于苦难超乎寻常的承受中，余华寄托了自己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思考。
二、关于余华从先锋到现实叙事转型的研究。对余华身上多显示出的先锋性一向一先锋姿态自居而拒绝大众的掌声，对此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先锋不是一个持久的概念，当随着作家风格的变化，先锋作家的语言与文字逐步得到更多人的认同，这时先锋性就会削弱，甚至逐步消失。第二种看法认为：先锋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持续的概念。众多研究者在审视余华创作转型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把握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作品是否还有先锋性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第一种看法认为：20世纪90年代余华在从先锋写作向民间写作转型，而余华创作转型之后的小说，已基本丧失了叛逆性和颠覆性，把自己的先锋性削弱到极点。第二种看法认为：余华一直都是一位先锋作家，他在文学中所体现的精神一只都是先锋的。研究者不同的观点在于他们站在了不同的角度，对先锋性进行了不同的理解。他们的结论是这些变化是先锋探索精神的表现，余华与现实的敌对关系并未发生根本缓和或消失，尤其是《兄弟》对人们审美情趣所带来的挑战，本身就是先锋性的一种体现。其实对于创作转型余华也做过简单的解释：“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的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hellip;hellip;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自己的朝三暮四hellip;hellip;作家能否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
三、对余华内容的探讨。在二十几年的余华研究中小说主题与内容的研究无疑占了较大比重。评论家在不同时期都发现几个关键词：暴力、死亡、苦难、欲望。20世纪80年代余华在其作品中充满了暴力，他因暴力而迷醉。“杀戮和死亡是这个世界的常事”[4]。早起研究者对这种暴力感到震惊，作品里充满了杀戮，血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余华作品中的医院总是充满了血腥和暴力，是病态的代表，表现在余华的作品中也是一个病态的世界。比如《活着》中福贵的女儿、儿子和女婿都死在了医院里面，以至福贵得知二喜出事时大呼千万别送二喜去医院，去医院就出不来了。这些风格形成与余华其童年在医院长大的环境不无关系。正如林童对余华的批判《余华批判：虚伪而注水地活着》，他对余华乃至整个先锋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认为余华的创作与他的成长离不开，它曾为余华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材料但是也限制了余华的创作使得余华的创作极大一部分是对其生活过的环境的反映，甚至造成了余郎才尽的局面。“记忆是有限的，而且是僵化的；时间是无限的，而且是动态的。所以余华的先锋就极其有限了——刚开了头，却又煞了尾”。到了20世纪90年代，余华小说风格开始转变，“苦难”的生存主题开始显现，研究者也开始对其三部代表性小说进行研究。苦难作为余华反复叙述的一个主题，大致体现在“人性之恶和人世之厄”两个层面上。2005年《兄弟》的出版以后，余华在其小说中开始注入新的东西——欲望。余华通过人物欲望来表现人物的一生，《兄弟》确实是从欲望角度切入的，余华在时代的与历史的断裂中，在荒诞的欲望化现实背后，揭示了人的信仰危机与价值观的缺失，让我们感受到小说中的人物是在欲望的海洋里痛苦的挣扎。
四、对余华作品文本形式的研究。研究者不仅研究余华写了什么，也研究其怎么写。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可以把对其文本形式的研究分为1990年前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1世纪初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研究余华的叙述语言和常规小说的不同之处。早期的人们认为余华的小说把叙述与时间进行了割裂，文本形似“疯言疯语”。第二时期，评论家大多都在谈论其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尤其是对《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的叙述研究上。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余华小说的研究有宏观辨证的审视，如张清华的“减法”的角度，把《活着》概括为一个赌徒的故事，把《许三观卖血记》概括为一个卖血求生的故事。研究者们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五、对《活着》中苦难及悲剧性的研究。如《后悲剧时代的来临——从余华的〈活着〉谈起》，李育红红认为《活着》标志着当代悲剧叙事的后悲剧时代的来临。人性弱点直至人的终极对立力量构成的矛盾冲突形成现代形态的悲剧，就是人生就是悲剧。这些故事本身包含的悲剧意义及其发生机制，不是在崇高的意义上加以发掘，而仅仅是一些偶然的，莫名其妙的，甚至是一些愚蠢错误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生活总是因为一些细微的差别而在顷刻之间破碎不堪。但这并不表明悲剧感的消失，相反倒是悲剧感得到了加强，因为“生活是如此之脆弱，而个人却是如此无能为力，这才是活生生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种后悲剧风格叙事，使人生的悲剧性达到了顶点，触及了生命的形而上质。我想《活着》的很多情节正好论证它就是这样一部后悲剧时代的悲剧，福贵的爹从粪缸上摔下来死了，他的儿子由于为县长的老婆输血竟至死亡，他的外孙苦根因很久饥饿太久吃豆太多而死，这些死亡是出乎人的意料的甚至有些莫名其妙。但作者就要通过这些意外之死告诉人们生命是如此脆弱不堪，人有多么无奈，从中透露出无尽的悲剧感。作者还引用洪治纲的话进一步说明，认为《活着》的悲剧冲突在于生命的终极对立力量——死亡及其代表的人的无尽的苦难。这样的悲剧是无法达到和解的，因而悲剧是人生的宿命。作者侧重把它放到后悲剧时代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来谈，我认为还可以就《活着》的悲剧性作更为细致具体的探讨。
纵观以上对余华各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评论界对其解读是十分多的，也相对比较全面。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不足并非是因为研究者们没有发现余华小说中的这些研究点，而是研究者们对某一个问题过于扎堆研究，而忽略了一些比较小的但是不可忽视的研究点，如：小说的人物的性美，尤其是在整个压抑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人性的态度。虽然研究者们对人性有一定研究，《人性绝望与性爱绝望》、《〈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人性美》等等。笔者分析的重点是以苦难为背景来挖掘人性，反映人们在经受接踵而至的接近窒息和绝望的苦难时如何保持着纯净的心灵。以余华三篇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为例子，在《在细雨中呼喊》我们可以看出人性对于余华的转型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在《活着》中余华可以说是完成了文学创作的转型，放下了一贯的先锋姿态，转而变得温情脉脉，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人性让余华的叙述变得更加的灵活和自如，使得小说情节发展合理。《活着》一直被人们当做余华创作的分水岭，因此主要选取其做为论述材料，当然在这一论题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些研究还值得进一步完善，这些都是在以后余华研究的路上必须加以解决与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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