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互见法看人物塑造
——以战国四公子为例
摘要：《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对此历史时期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笔者选择以“互见法”为切入点，将前人资料大致作了一个梳理整合，明确“互见法”的界定、分类和作用，综合分析目前国内外围绕《史记》“互见法”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总结“互见法”对人物塑造的作用。
关键词：互见法；战国四公子；人物形象塑造
一、文献综述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对此历史时期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自汉代起，直至如今，对于《史记》的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同时，又鉴于《史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其叙事和人物形象塑造手法可谓精妙之至，耐人寻味，其文学价值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众多从文学作品角度出发研究《史记》的文献资料中，笔者选择以“互见法”为切入点，将前人资料大致作了一个梳理整合，明确“互见法”的界定、分类和作用，综合分析目前国内外围绕《史记》“互见法”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总结“互见法”对人物塑造的作用。但笔者发现以战国四公子为例从“互见法”角度切入分析《史记》人物形象塑造的文献资料尚较少，因此以《史记》中对战国四公子的相关记载为例，对《史记》通过使用互见法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的手法进行具体论述和评价这一研究方向是可行的。
笔者私以为近现代对于《史记》“互见法”的比较系统严谨的研究应追溯到刘松来先生于1984年发表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lt;史记gt;“互见法”初探》一文。在此篇中，刘松来先生分别在广义层面和狭义层面上首次对“互见法”这一写作手法尝试作出了比较完整和科学的解释，简言之，这是为避免史料重复的一种手段，而从全书结构布局，处理史实与相关人物关系，艺术典型化角度来看，这则是一种“此详彼略，互为补充，连类对比，两相照应”的表现手法。理解上述两点，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互见法”在《史记》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互见法”不仅是司马迁独创的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亦是《史记》全书总体结构内在联系的纽带。也正因如此，要想通过《史记》较为全面地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形象，需要将所有与之相关的传记结合起来看，而不能仅看本传。
熊艳芬先生则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诗句对“互见法”的呈现形式和作用做了一个精妙的概括——“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这句佳句本是写情，熊先生如是引用，正好契合了互见法“显隐必该，纤毫靡失”的特点。司马迁作为史学世家的优秀后人，深刻地了解历来的编年体著作常常顾此失彼，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的缺陷，而倘以纪传体形式记录则又不免冗杂繁琐。再者，史官的历史记载需要遵循封建社会避讳原则，亦需维护社会秩序与统治阶级利益，本身已是处处受制，而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又要坚守着“实录”的本真，尽力避开禁区反映历史的真实，也只有熟练地使用“互见”，才可以达到如上创作目的，这同时也是互见法的主要作用之一。另外，《史记》兼为史学和文学著作，其中“互见法”的使用也实现了其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统一融合，在展现历史原貌的同时带来文学的审美体验。最后，于点滴互见中也展示了历史价值取向，熊先生以《史记》中对汉高祖刘邦的形象塑造为例，细致分析了司马迁本人的历史价值取向。尽管碍于高祖的至尊身份，司马迁作为一届小小史官不得不在《高祖本纪》中歌功颂圣，但对其痞气无赖，表里不一，残忍不义等种种缺点，司马迁亦将之打散编入他人列传中如实记载下来。通过《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樊郦滕灌列传》等多文本之间的互见，司马迁得以遵从史学原则，将高祖的诸多不如人意之处一一展现，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看似“无晴”，却又“有晴”。
在王保兴和于素香先生的《lt;史记gt;的写人艺术略论——以细节描写和互见法为例》，葛力力与王倩《论lt;史记gt;人物刻画的方法》等众多研究材料中，都有较为细致合理的从互见法角度出发分析《史记》人物塑造方法的相关阐述（以项羽的人物形象为例）。既然“互见”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一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更深刻地塑造人物形象，那必然有优缺之别，虽然为了保证史学著作的严谨客观，司马迁不便对历史人物多作评议，但其态度也暗含于凌厉的刀笔之间，用李洲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藏美刺于互见”。在李洲良先生的《史迁笔法：藏美刺于互见》一文中，提到了“史蕴诗心”一词，强调了史学家在恪守历史真实的本分的同时，适当地加以想象，对历史人事进行合理推理的著史方式。经李洲良先生整合梳理发现，有关项羽形象的描写，互见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和《黥布列传》五篇中。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通过“吴中举士”，“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四个典型事件塑造了了项羽英勇善战，叱咤三军的英雄形象。而从他传中，则不难看出项羽缺乏政治谋略、匹夫之勇妇人之仁的性格缺陷，这也正是为项羽悲剧结局埋下的伏笔。尽管出于史学家的本分，司马迁不便在《史记》中对历史人物发表过多的言论，但通过这种巧妙的互见，我们仍可以觉出作者对英勇的霸王的赞美与叹憾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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