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年来，学界对包公题材的文学作品一直保持研究，从数量较少到研究数量显著增加，对这一类作品的态度也从批判的态度逐渐转为肯定之态，研究的层面也逐渐加深，涉及到人物形象、文化内涵等方面。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元杂剧上，涉及到明、清传奇以及京剧的部分研究相对来说较少，即使有也只是停留在分析内容与人物的层面，相对元来说还不够透彻。
一、文献综述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就对包公题材的故事有所关注。胡适先生发表的《三侠五义·序》评述了包公从一个历史人物向文学形象转变的过程。与他同时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提出“《三侠五义》，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揭示出清代包公故事与说唱文学之间的关系。在建国前，学者们就对历代有关包公的小说和戏曲进行了梳理，探寻了许多本来不属于包拯名下的判案故事的出处。
1966年之前，学界对此的专题研究数量较少。徐朔方先生发表的《元曲中的包公戏》说到，包公戏之所以能够流传，是因为“包公完全成为了传奇人物，他仿佛是民间的正直之神”。借助包公这一形象，人民表达出自己心中的愿望，渴望现实中多出现一些包公这样的清官，能够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指出了包公戏的缺点：含有鬼神、业报等封建迷信的成分，夹杂了封建道德的说教。同时，李茂肃《lt;鲁斋郎gt;杂剧有民族思想吗》、程毅中《也谈关汉卿的lt;鲁斋郎gt;杂剧》以及沈尧《正义战胜强权》等文都认为杂剧相当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现实，包公这一形象代表了人民的理想。
1966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对于包公戏研究的文章有了显著的增加，但大多数的都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包公戏及其他包公题材故事的文学创作。例如李研《从封建统治阶级的反革命两手，看包拯和海瑞的“清官”实质》、蒋华的《以革命批判精神，还包拯本来面目》、李汉秋《“包公戏”并未打击元代统治者》、刘永年《坚决荡涤封建文艺的污浊》、范秀彦《包拯是反动官僚，“包公戏”是封建糟粕》、王双启《略谈“清官”包拯和包公形象的反动实质》等等。当然也有能够一分为二看问题的，例如邱俊鹏的《略谈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兼谈清官的一些问题》、汤志浩《对历史上的“包公”艺术形象和包拯应该“一分为二”》、齐森华《元曲包公戏琐谈》等，这些学者认为元代包公戏所表达的，是对受害者的同情，以及对那些为非作歹的豪强恶霸、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伸张正义，并且反应了封建社会中某些历史的真实部分。但同时包公戏也存在一些糟粕思想，如过分美化了清官这一形象，宣扬封建伦理作为善恶的评判标准，这些都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1978年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研究，在资料发现方面的进展不大，但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学者们在理论上对包公题材文学作品的认识大大加深，学界对清官和清官戏进行了重新的探讨研究，对包公戏和包公题材故事的文学创作做出了肯定。对一些优秀作品，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论文主要有李汉秋《元代公案戏论略》、李健吾《一个有血有肉的包公——杂谈lt;包待制陈州粜米gt;杂剧》、郭汉城《论清官与清官戏》、李平《试论清官戏的积极意义》、齐裕琨《论小说、戏曲中包公形象的演变》等。在这一时期，包公题材故事的创作作为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得到的更为明确的认识。
90年代以后，一些新的关于包公题材故事的文学资料被发现，同时学界加深了包公题材故事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规范了系统性，还有了关于元代包公戏的专题研究。学者在关注包公戏的思想内容的同时，将研究目光转到了包公戏的文化背景以及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研究包公文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一时期的论文主要有李永平《包公文学形象传播的新思考》和《佛教文化对包公文学的影响》、陆洪飞《包公形象与古今戏曲》、郭学信《论包拯崇拜的文化心理》、王小侠《包公形象的戏剧演化》、李详林《戏剧中的“包公戏”及其文化心理》、陆卫理《包公形象与文化》等。在当代，研究包公文化并发扬包公精神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国外学者对包公文学这一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研究，马幼垣教授在1971年发表了题为的《中国通俗文学中的包公传统》博士论文，以及乔治·海登1972年发表的《元代的包公戏》博士论文和1978年出版的《中世纪中国戏曲的罪与罚：三处包公戏》一书。
朱万曙在《包公故事源流考述》里论述了不同时期包公形象有不同的塑造。在宋代，包公只是一个判官形象；元代时，包公则变成了斗士和智者的形象；在明代以后，包公被赋予的更高的艺术形象，百姓进一步将他神化，赋予其更大的权力，上管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日断阳，夜断阴，所有的一切案情包公都可以查个水落石出。由此看出，包公是人民群众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加工塑造出来的一个艺术形象，是其理想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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