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的对话和狂欢艺术
摘要：《十日谈》开创了欧洲近代短篇小说的先河，对后世欧洲尤其是十六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意大利评论界将其与但丁的《神曲》相媲美，称之为《人曲》。作为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代表作，《十日谈》处处闪耀着人文主义思想的火花，它驱散了中世纪的黑暗，为当时的人们点燃了希望之灯，也为后世作家创作提供了情节来源，更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代中外对这一文本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为此，我查阅并综合了诸多前辈的研究成果，完成关于《十日谈》的文献综述。
关键词：国内外研究； 主题思想； 角度
一、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情况综述
1. 主题思想的研究：《十日谈》与人文主义
《十日谈》为欧洲近代短篇小说奠定了基础，对欧洲文学和世界文化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叙述方式新颖别致。国内外对《十日谈》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国内研究现状主要是对其主题思想的研究，即《十日谈》与人文主义，这方面的研究侧重于《十日谈》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研究。诞生于人文主义之都的《十日谈》其反映人文主义精神之深刻自是不言自明。因而研究《十日谈》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学术著作比比皆是，但各家侧重点不一。像谢荣贵《人文主义的经典之作：《十日谈》》就认为《十日谈》是人文主义经典之作，薄伽丘通过强调人类应是宇宙中心，高度赞扬人类自由的高贵，抨击当时的政府，讽刺教士的堕落，歌颂人类美好的爱情友情等，真实而鲜明地反映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意大利的社会全貌，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主旨，是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对以后的西欧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经典之作。侧重于《十日谈》反映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而李小青《喷薄与冷却——从lt;十日谈gt;探析薄伽丘人文主义诉求》则侧重点不同，她认为《十日谈》体现了作者追求自由、颠覆教会的精神取向，也含有作者对人性解放后无限放纵的担忧和对理想世界的构想，《十日谈》描绘了文化转向时期自由与混乱、解脱与放纵并存的社会现实，薄伽丘的创作不仅具备贬教会尊现实，反禁欲主义崇自由的人文主义普遍思想，还体现出对人性失去羁绊后何去何从的担忧，薄伽丘向往一个平等、自由、和谐的世界，力图建立一个挣脱外在的、压抑的宗教戒律束缚而建构内在的合人本性的合适体制，只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却是薄伽丘和他同时代的人所不可知的。强调人应追求幸福和自由，反对教会束缚。而李雪梅《lt;十日谈gt;的理论基础和道德原则》则认为《十日谈》全面的反映了人文主义精神，她认为《十日谈》100则故事以自然本性为核心的人性理论，以追求现世幸福为核心的幸福主义原则，在这共同的道德原则和理论基础上，形成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即提高人、贬低神，赞美人性，提倡人道，尊重人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等人文主义倾向。
2、《十日谈》女性及情爱研究
《十日谈》反对禁欲主义，赞美人性和爱情，宣扬天然合理性，因而对女性及性爱的反省比较突出。针对这方面的研究，学者们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并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相关对比。杜卫国将其与《红楼梦》进行比较，认为通过对中西方封建社会末期女子社会地位的比较等，认为《十日谈》露骨谈性，有纵欲主义之嫌，《红楼梦》隐晦“说情”，重在“意淫”，但实质都是为了昭示当时东西方女性的低下地位。姚作舟将其与《金瓶梅》作比较，认为：《金瓶梅》笔下的女性在封建社会重压下，欲望得不到正常满足，结果在不择手段追求过程中导致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丧失，《十日谈》对封建压制下的女性予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热情歌颂她们的善良、深情和机智等，造成这种差异主要原因是历史方面的。《十日谈》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强大历史洪流，女性的地位得到一定改观，其反叛意味和精神要鲜明尖锐得多，而《金瓶梅》产生于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二者都在封建文化牢固的统治下点亮了人文主义一点微光。杨文胜、周卫红将其与“三言二拍”进行比较，认为：《十日谈》与“三言二拍”都表达了对爱情的赞美和讴歌，也展示了封建制度对爱情的扼杀和束缚，作者都借此争取妇女人权，赞美妇女才智，爱情观的变革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人文主义者赞美人世现实生活，讴歌爱情；晚明时期，“情”与“理”的冲突，思想领域出现的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思潮，使得爱情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妇女观的变革也都是这些历史社会变化，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产物。
3、叙述和隐喻结构等文艺理论角度
再者就是对叙述和隐喻结构等文艺理论角度的研究，这里比较主要是从比较研究角度比较一些文本的叙述形态、叙事方法、框架结构、隐喻结构意义和差异的深层原因探究文本的魅力。例如，哈尔滨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刘勇强在其论文《“三言”和lt;十日谈gt;叙述的体态与立场之比较》里，集中探讨了“三言”和《十日谈》在叙述体态和叙述立场上的特征，在叙述学的意义上对这两者的叙述规律和功能方式进行了一定的审视和观照。他认为，古典小说相对来说，在叙述类型、叙述方法、等方面显得单纯简单，中西方古典小说的叙事学上的差异体现了民族叙述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效应。第三人称的叙述立场在这两部作品中起到了聚焦的灵活性、“上帝”式的主观介入等多方面功能作用。他从“题解”与“入话”等角度分析和解读了这两部作品，认为从宽泛意义上来说，“题解”与“入话”的形式也不失为一种叙述体态的延伸。再如，刘勇强和杨庆茹合作的《“三言”与lt;十日谈gt;叙述形式辨析.》里，继续沿着叙述形式的角度深入探讨，认为薄伽丘的《十日谈》开创并确立了西方古典小说的话语形式。他们从“故事”与“小说”、“编撰”与“创作”等概念的辨析与统一的关系着手，反驳了将《十日谈》视为长篇小说（或长篇小说雏形）的观点，认为《十日谈》应该是由102个故事素材组织起来的短篇小说集，因为它不具备长篇小说在体裁内容、叙述形式等方面的特征（长篇小说乃是这样一种叙事作品——它的主要主人公或者主要主人公们通过自己相当长的一段生活经历，显示出自己社会性格的发展hellip;hellip;而且长篇小说叙述对象的话语方式比短篇小说复杂hellip;hellip;）接着，作者对这两个文本叙述形式形成的时空背景与价值意义也作了一定阐述，认为相比较中国成熟的古典小说而言，西方叙事文学虽然也自成系统，但古典小说发展缓慢，在薄伽丘之前没有形成独立明确的叙述形式和稳定成熟的叙述方法，由此认为《十日谈》开创并确立了西方古典小说的话语形式。关于《十日谈》的隐喻结构，兰州交通大学的任红红在《lt;十日谈gt;中隐喻的解读和比较》里认为，《十日谈》运用了大量的隐喻修辞，这种修辞给读者提供了避开叙述者而与作品中的主人公神秘交流的机会。在文中，她指出，《十日谈》的全部叙事，包括三大隐喻：第一种是楔子“瘟疫”所展示的多种意境，第二种是人名、地名的隐喻，第三种是性隐喻，并具体分析了这三种隐喻的效果和张力，认为性隐喻具有的张力最大。在这里，作者是从现代主义文本解读的角度阐释和分析《十日谈》，将其放置在一种新的批评语境下解读，承认文本的复杂性、交错性。同样关于文本隐喻结构的分析，宁波大学的肖丽华从《十日谈》从其叙事的整体结构分析和解读，在《lt;十日谈gt;的隐喻结构》一文里，从故事叙述角度分析出，文本的整体上的大型结构和一天十个故事的中型结构，认为这其中具有一种叙事文学少有的隐喻性和诗歌性。就此，她认为，《十日谈》作为叙事文本成功借鉴诗歌的结构方式，是一种伟大的尝试，最后她将这种隐喻性结构的意义归结于更好地宣传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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