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现有研究成果
当下学界对葛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书写、历史书写两个主要方面，主要研究对象为葛亮两部长篇小说《朱雀》和《北鸢》。对葛亮小说中城市书写的研究，学界多采用“城市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视角，以寻求葛亮笔下南京、香港等城市透露出的都市感与葛亮写作中都市意识的关联。华桥大学文学院博士、海外华人文学暨台港文学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陈庆妃在《葛亮：在“三城”与“双统”之间》中提出葛亮对于“家城”南京的书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继承；对于“我城”香港书写是将香港作为文学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对象, 既拓展了写作的疆域, 又联结了港台文学与大陆文学。葛亮的“三城”书写是混乱性创造，“可以提供民族自觉、文化自创的多种想象空间与现实能量”。在对葛亮小说历史书写的研究上，艾尤教授《历史到文化的辩证互动》引入西方“历史书写”概念，从历史书写、文化言说两个层面切入, 由表及里地探讨《北鸢》的历史文化辩证之旅。王宏图教授提出葛亮《北鸢》《朱雀》两部小说属于“新古典主义小说”，或称新古韵小说”（凌逾：《开拓新古韵小说——论葛亮〈北鸢〉的复古与新变》，《南方文坛》2017 年第 1 期），从“摹写困境”与“文化认同”两方面研究葛亮小说与明清世情小说的继承关系和其现代创新性。
其他研究葛亮的研究基本均围绕上述两个研究方向作出重新阐释和延伸。这两个研究角度精确捕捉到了葛亮题材丰富、情调婉约的创作特色，采用较为前沿的研究方法，并在各自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但我们能够看到，当下学界对于葛亮短篇小说的关注度仍是远远不够的。对葛亮短篇小说中鲜明体现出的鬼魅、宗教、传奇等非理性因素的研究也并未获得学界足够重视。
在葛亮三部短篇小说集中，有大量作品涉及非理性因素，如《迷鸦》、《龙舟》、《问米》等作品，均使用鬼魅、宗教、都市传奇等元素，制造“惊悚感”、“幻异感”，设置理性所不能解释的“特殊情境”。王德威在文学评论《归去未见朱雀航》中提及葛亮的短篇小说“就算是光天化日下，总是隐约有些不祥的骚动”，但他并未深入研究这些“骚动”的源头何在，又意指何处。笔者认为这种“骚动”正是由葛亮小说中的非理性因素制造产生的，并与其人性剖析的写作目的互为表里，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关键点，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创新性
在当下学界研究中，采用非理性视域进行研究的课题日益增加，非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日渐成熟，广泛运用于对先锋作家、后现代派作家和当下文学现象的研究中。葛亮作为新锐青年作家，有广阔的创作空间，对其非理性因素的研究也有拓展与更新的空间；其短篇小说中浓郁的非理性色彩与异幻光芒并未得到广泛关注，其新锐性能够为中国现代小说中非理性因素研究在时间维度上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以作家葛亮作为研究切入点，更加深入地思考非理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之间的联系，补充现有研究成果，或将开启更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研究方法
非理性主义在西方文论中主要分为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唯意志论和直觉主义四部分，本文以神秘主义作为主要研究方法。
对葛亮非理性中鬼魅宗教、传奇悬疑等元素的研究，以神秘主义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西方的神秘主义发源于希腊的秘教，“神秘”一词最早出现于十六世纪，意指一些超出人类思维的超越人类理智和认知范围的事物。随后又有学者将神秘主义界定为包括巫术、占星术、通神学等学科在内的不可知力量的认识和利用。爱德华·A·梯利耶基安在《关于秘教文化社会学》一书中对“神秘”这个词汇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神秘”可以理解为“凭借的是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手段测定或认识的那些自然或宇宙中的神秘不见的力量”。毛峰在《神秘主义诗学》中提到的关于神秘的两层含义可以总结上述观点：一种是哲学和宗教意义上的神秘思想，另一种则是人类通过控制事物内部的不可知力量，以推动某种超出科学解释范畴的效果，包括巫术占星术通神学等。本文将以上述神秘主义概念为基础对葛亮小说中的非理性因素加以定义和阐释。
本文在探究短篇小说中非理性因素有何特征时，将借鉴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关性理论。该理论是指是用一个词来概括多种事物的状态或特征，这些事物之间没有完全本质上的共同特征成员之间分享家族中的某些特征，形成链条式的家族关系。用简单地公式来表示即：ＡＢ、ＢＣ、ＣＤ、ＤＥ，在诸多相互交错的元素之间“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相互重叠、交叉的相似性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虽然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范畴理论主要被运用在词类、修辞学等语言研究领域，但从这一理论中提取出的思维模式和普遍性方法却可以为文学研宄其是作家作品研宄提供灵感。笔者受到维特根斯坦家族相关性启发，企图在葛亮小说的非理性因素中寻找家族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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