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 苏轼所处党争背景之讨论
背景更多地是从群体的角度论及的，它着眼于一般性，因而遗漏了个体的差异，但使得对整体的把控清晰明了。就新旧两党人物而言，能立于同一阵营，这意味着对北宋王朝进行改革的理念、方针和政策是大致相近的。尤其在争操权柄之时，因为有共同的政敌需要排击，党派成员更注重同声同气、论调一致。从党派群体观照苏轼，大方向上不会有太大差错。因此，了解党争的性质、新旧两党论争的焦点为把握苏轼的政治思想奠定基础。
北宋新旧党争的性质是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少研究者认为党争在演进过程中性质发生了变化，不可一概而论。李真真的博士论文《蜀党与北宋党争研究》[1]中的观点是熙宁初年的党争源于国是，而后两党发生的冲突属于意气倾轧，文中党争性质变化的时间节点并不明确。訾希坤的硕士论文《论苏辙诗文创作与北宋党争》[2]也将党争分为政见之争和意气之争两个部分，此外他明确指出前者的时间段是熙宁、元丰，后者的时间段是王安石罢政以后且以“乌台诗案”为分界。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3]对于党争的前后性质也持相同观点，但时段分隔稍显不同，他认为熙宁、元丰、元祐时期是政见之争，绍圣以后为党人倾轧。
因为政见之争相较于意气倾轧更能显出士大夫的政治思想，所以不少学者以政见之争这一阶段为重点，主要围绕新旧两党初期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论争展开，力图寻找他们的分歧以及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他们价值取向的不同。学界一致的观点是，新旧两党的分歧在于改革设想即改革路线、政策的不同。首先在改革的缓急上，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4]、李真真《蜀党与北宋党争研究》[5]、薛瑞生《苏门、苏学与苏体——兼论北宋的党争与文学》[6]都认为虽然新旧两党都提倡改革，但是他们所主张的社会变革有激进与渐进之分。其次在改革的重点上，沈松勤认为王安石以立法为先，继之以广求贤才，司马光却“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李真真也认为王安石主张富国强兵而司马光却以整顿离职为改革重点。在新法的诸项内容中，招致非议最多、争辩最激烈的当属青苗法和免役法。探究深层次的原因，漆侠在《王安石变法》[7]一书中给出的观点是青苗法和免役法因侵害了旧党自身所在阶级的利益而遭到旧党的极力反对。这一观点被顾全芳驳斥了，他在《重评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8]中明确指出新旧两党的分歧并不是阶级立场的不同，在《评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顽固派”》[9]详细论证了王安石新法对广大贫民下户的盘剥和旧党对此现象的不满。王曾瑜赞成顾全芳的观点，但立场更中立一些，他在《王安石变法简论》[10]指出变法派好大喜功，官户上户和贫民下户的利益都想索取，而反变法派则安常习故，反对从任一方求利以避免矛盾的激化。
党争由政见之争到意气之争的转化也引起学者对促成因素的思考。沈松勤的《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11]认为希风之臣台谏对王安石的“诋欺”埋下了意气化的种子，而高度一元化的国是的推行使得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他在《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12]中又补充了君子小人之辨对党同伐异的主体性格的张扬、两派不同的经世之学的驱动、旧党在新法推行之初攻击王安石对意气之争的诱发，以及旧党尽废新法对党争全面意气化的促成。从沈松勤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主张旧党担负党争意气化的主要责任。顾全芳则在《宋神宗与熙丰变法》[13]一文中断言是王安石对不同意见者的大肆攻讦造成了终至不可的结果。萧庆伟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14]一书回避了新旧两党应负责任各为多少的衡量，指出了士大夫道德评价和人格区分的标准已转换为“同我”与否，这使得攻讦之风大炽。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学者们莫衷一是，他们不同的论调给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一是在党争性质演变的过程中，何种程度的有失理性能被视为党争意气化的开始；二是新旧两党抨击政敌、申述主张的言论在多少程度上反映了自己真实的政治思想；三是新旧两党对党争意气化各自所应负责任的比例如何，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 苏轼个人之政治思想
北宋士大夫群体研究使得苏轼大致的政治立场得以显现，而对于其政治蓝图的细致勾画则需要以苏轼个人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探索。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散见于北宋新旧党争的研究中，也有小部分学者撰文专论苏轼的政治思想，但就整体的态势而言，相关研究还是不够细致系统的。
关于苏轼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苏轼变法之初反对王安石而在旧党重获重用后与司马光意见不合的情形。沈松勤认为这反映了苏轼崇尚权变的政治思想，并指出苏轼的为政之道是应物因俗。萧庆伟也认为苏轼尚权变，他提出苏轼多就事论事，没有一以贯之的政治设想。二者都强调了苏轼的变，也有其他学者为这种变寻找依据。罗家祥《元祐新旧党争起因探源》[15]认为苏轼先前反对变法是因为过分估计了变法会带来的混乱，而后反对尽废新法是因为考虑到了革除变法会产生的弊端，都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的。朱靖华《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兼驳罗思鼎的谬论》[16]指出苏轼政治态度的变化源于对阶级偏见和传统思想的某些突破。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17]给出的观点是苏轼认为完整的秩序的利益的平衡是不安定的，需要诸个体始终因势而变。王水照《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18]指出的则是思想依据，他认为苏轼的自然观就充满着变革和反变革的对立因素，他在要求变革与害怕变革过度间徘徊不定，深受庄周形而上学相对主义的影响。陈启汉的《论苏轼的嘉祐lt;进策gt;》[19]却一反寻常论调，认为苏轼的政治主张一直是前后一致的，且苏轼的观点、言论、态度、行动都没有离开和超出嘉祐《进策》的基本思想。此外，他还提出了苏轼的政治思想渊源于范仲淹、由于阶级偏见政治思想存在妥协性和保守性以及政治上代表中等地主阶层说话的观点。虽然这些结论是通过嘉祐《进策》得出，但因为作者主张他的政治思想的一致性，因而这些是对苏轼政治思想的总括。
在党同伐异的风气下，持不同政见的士大夫间的交游往来是引人注目的，很能见出学术/道德人格与政治人格的分离。虽然除苏轼之外也有旁人参与其间，但因为苏轼总是不苟合于人，所以显得尤具代表性。沈松勤提及了苏轼与王安石的交游，李真真则论述了苏轼与章惇的往来以及苏轼对司马光“才智不足”的批评，并提出了党争中学术、人品、政见三者分离的状态。祁琛云的《唐宋变革视野下的进士同年关系与党争——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20]和吴肖丹的《北宋“奸相”章惇与苏轼的交游新论》[21]都考察了苏轼与章惇这对昔日好友因党争关系走向破裂的历程。关于苏轼与政见不同者的往来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实际上有关于此的研究很能显出苏轼这一个体的复杂性，且还能给苏轼一些政治上的选择提供注脚，是值得关注的。
由上，前人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苏轼的思想是自洽圆融的，但在观照苏轼的政治思想时研究者没有将其纳入到苏轼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去考量，论述因而显得不够有说服力。二是几乎没有为苏轼的政治选择寻找思想依据，以致苏轼一些行为的真实目的难以显现，因而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三是在考察苏轼与不同阵营的士大夫交流之时没有能进行横向对比、对历史背景的考察也不够，因而评价苏轼政治上对待有交谊的政敌的行为的标准是不太准确的，得出的结论也便有失公允。
- 苏轼、王安石关系之探讨
论及苏轼、王安石关系的论文可分为类。其一是系统探讨二人关系的论文。刘森的硕士论文《苏轼与王安石政治关系研究》[22]分四个部分论述。第一个部分探讨苏洵与王安石的关系，试图从思想渊源的角度来观照苏轼对王安石的态度。后三个部分分时段探讨二人的关系，着重展现矛盾形成到逐渐和解直至维护新法的流变。阎笑非《试谈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23]一文认为，苏轼出于个人的狭隘而非政治原则方面的分歧对王安石枉加诋毁。他对材料的解读有失偏颇，得出的结论也并不公允。刘成国《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24]分析了苏轼、王安石关系交恶的由来、变革时期日趋紧张的过程及原因、金陵之会之后苏轼对王安石新学的抨击，呈现出了学术之争和党派攻讦互为表里的态势。但多是现象的罗列，对于二者的关系并没有定性。刘乃昌在《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25]提出，苏轼、王安石的关系曲折复杂，有龃龉不合之处，也有接近之时，虽然二人的政治思想有分歧，但并没有互相攻击，保持了较好的友谊。其二是在分析政治思想时兼及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的论文。朱靖华《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兼论当前评价苏轼的几个问题》[26]通过考察苏轼与王安石的言论、政策提出他们是同路人，但因为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互相排斥。对于苏轼对待王安石的态度，朱靖华没有细论。万斌生作《苏轼在王安石变法运动中的阶段性表现》[27]，认为在哲宗元祐更化时期，旧党人员不分青红皂白，尽废新法，打击异己，苏轼却表现出了较为清醒的头脑，不盲目地好同恶异，但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基本态度是没有改变的。其三是通过分析苏轼所作文字来看他对王安石褒贬态度的论文。蔡茂、陈等平的《褒贬相宜的lt;王安石赠太傅敕gt;》[28]细致分析了苏轼所作的《王安石赠太傅敕》，解读了褒词之下的贬意，从全文来看，他们认为苏轼对王安石其人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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