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学界对巴金《随想录》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随想录》中所体现出的自我反思、忏悔意识及当代启示。薛莉莉在其论文《巴金忏悔意识研究综述》1中指出，对巴金忏悔意识的研究，学界呈现出从感悟式体验为主到深入研究为主两个阶段，研究角度集中在成因探究、体现说明和本体解读三个方面；聂国心《lt;随想录gt;:巴金晚年的真诚忏悔与回旋性徘徊》中指出，《随想录》的思想内容与思维特点基本上还是在《家》的基础上徘徊2；就《随想录》的当代启示而言，学者们主要是通过挖掘其积极的思想内涵，在反思自我的同时，也反思现代社会，如陈思和教授在《巴金研究的几个问题》3中指出要让巴金的作品和青年人的生活理念充分结合，积极发挥巴金作品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
二、《随想录》的文学史定位问题。例如：周立民先生在《lt;随想录gt;与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复苏》4中指出，学界对《随想录》的评价远不及其真实的价值。周先生的论文通过还原《随想录》写作时的历史氛围,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与同期作品比较，指出其独特的文学意义和精神启蒙意义；胡景敏《lt;随想录gt;的经典化》5中则认为：“《随想录》虽然在出版、发行、评介的综合推动下最大限度地走近了读者，但其实际上被有效阅读的程度仍不能估计过高”。
三、探究巴金《随想录》写作的思想渊源。学者的主要研究角度有：卢梭、赫尔岑、巴金自身的理想主义等。如：王璐、李敬巍在文章《卢梭lt;忏悔录gt;对巴金思想及lt;随想录gt;的影响》6中从写作背景、忏悔意识和创作动机三个方面论述了卢梭和巴金二人的思想渊源和对真善美的共同价值追求；王立明在《论巴金lt;随想录gt;的价值及赫尔岑对该书的影响》7中指出了赫尔岑对巴金的启发和影响；陈思和在《巴金晚年的理想主义》8中提出《随想录》的写作是巴金重塑人格、重唤青年时期理想主义的方式。
四、就《随想录》某一角度，如具体篇章、语言运用等展开分析。例如：李怡《lt;随想录gt;的“重复”与“唠叨”》9中，通过对巴金《随想录》叙事的语言特色的思考，指出这种“重复”与“唠叨”的叙事手段是巴金对世界充满感情的体现，是他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体现；在胡景敏《现代知识者的忧思之旅》10中，从思想史角度，将《随想录》看作是以文学文本形式所出现的思想史文本,梳理和探讨了主体的思想展开过程，指出其与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互动关系，并指出其与当代思想进行链接的可能。
五、考究《随想录》的版本问题等。例如：周立民《lt;随想录gt;的另一个文本关于〈随想录〉手稿本》11中，通过比较定本与稿本的增删指出，当个人话语与现实环境发生冲突的时候, 巴金往往选择了回避, 用曲笔表达自己的思想，这背后展现出的是巴金这代人发言的艰难处境，对此读者应怀有历史的同情的理解；胡景敏《巴金lt;随想录gt;的发表、版本及其反响考述》12中则详细考证了《随想录》的版本源流问题。
不难看出，学界已有的研究中，对《随想录》中的“悲剧精神”涉及较少。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的“悲剧精神”与学界已有研究中的“忏悔意识”内涵相近却又不完全相同。“所谓艺术家的忏悔意识, 就是艺术家对自我的自觉反省和审问”13，而“悲剧精神意味着人面对不可能摆脱的客观现实, 并不是完全软弱无力, 每一个个别的人都能够通过他自己的行为、生活和思维, 走向一个较好的世界。人的存在不仅意味着活在世上, 还意味着超越存在和自由”14。如果说“忏悔意识”更多的是强调从个体出发进行的个体反思，那么，“悲剧精神”强调得更多的是“忏悔意识”上的超越，是一种鲜活的、不被困境击倒的“人”的力量。
而就巴金作品与“悲剧”相关的研究话题而言，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悲剧形象分析与解读。其中，所分析的男性悲剧形象主要是高觉新、汪文宣和曾树生；女性角色形象的分析上，主要是论述某一部作品或一系列作品中的女性整体形象。如李艳平《巴金lt;家gt;中高觉新的悲剧形象剖析》15中划分了觉新性格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从整体上分析了觉新悲剧形象的悲剧意义；对女性形象的剖析有如杨江琳《巴金lt;激流三部曲gt;中女性悲剧形象解析》16中从社会背景、阶级出身和时代思想三方面分析影响巴金笔下女性命运的因素，并解读了鸣凤、淑贞、瑞珏的悲剧形象。
二、巴金的悲剧观。如吕汉东《论巴金的悲剧观》17中，从巴金对悲剧本质的见解、英雄悲剧到凡人悲剧、巴金对悲剧根源的见解和巴金悲剧的“亮色”（悲却又带有希望）四个方面分析了巴金的悲剧观。“他们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 而且也为别的人, 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掉了这一切之后所发出的悲哀, 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 复仇 ·自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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