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分别探讨“呼兰河”与“雁窝岛”形象以分析中国“东北”形象变迁、进而从共同体想象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述的专著或论文是此前未见的。在过往有关东北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多半更偏重于讨论东北的地貌、气候与文化传统，或是凸显东北人民豪放、强悍、勇敢、进取、重义的品质，借此来代言“东北”形象。这就使得“东北”的形象似乎是十分扁平而过于“稳定”的。然而，仅从民国时期萧红作品与十七年时期北大荒农垦文学作品所呈现的“东北”形象来看，这两个时期的“东北”形象可谓大有不同。本课题旨在分析从民国时期的“呼兰河”到十七年时期的“雁窝岛”之间，东北的文学形象发生了何种继承与异变，进而探讨继承与异变背后的诸多因素。
虽然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少，但相关研究成果，诸如专攻“东北”文学形象、萧红作品或北大荒文学的研究却成果丰硕，其中有很多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先从萧红研究说起。我把萧红作品的评论与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萧红生前进行创作活动时，这时期文学界对萧红的评价以鲁迅写在《生死场》前的《序言》与胡风写在《生死场》后的《读后记》为权威，二者都是把《生死场》放在东北沦陷的背景下进行讨论的，他们承认《生死场》反映了东北人民愚昧苦难的生活、表现了农村人民面对外族侵略时所怀有的战斗意志，肯定作品本身的现实意义和萧红的“雄迈心境”，也提到了萧红作为女性独有的细腻观察和作为叙述者的“越轨”笔触，包括她的作品完成度不高、锤炼不够、加工不够的问题。鲁迅和胡风的评论文字虽然短小，却基本点出了《生死场》的概貌和特征，对于萧红除《生死场》以外的作品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而对于后来的学者而言可谓一个不得逾越的强大评价传统。
萧红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40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此时中国文坛的格局下，萧红的创作更多遭遇的是否定乃至无视。这与她本人放弃去延安、不愿配合主流文学诉求的选择有关。学界把这时期萧红评价的传统归于石怀池的《论萧红》，这是当时主流话语之下对于萧红进行评价的一篇代表性论文，该文否定了萧红《生死场》之后的作品，称其是未能完成自我改造的堕落者，由此，直到新时期前期，萧红作品仍被贴着“狭窄”、“脱离群众”、“情感堕落”、“脱离现实主义”的标签。当然，这时期茅盾对萧红的创作给予了更富同情心的中肯评价，他的意见载于《呼兰河传》前的《序》中。
萧红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是新时期，这时期的萧红研究格局发生了巨变。其一，研究者们脱离了从一元政治标准评判萧红作品的泥淖，而开始把萧红后期的作品正名为延续鲁迅“批判国民性”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其二，研究者们不再着眼于对萧红婚恋经历的片面关注，而开始综合萧红的全部生活经历（如幼年生活经历）来分析其创作；其三，正视了萧红的文学成就后，许多对萧红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分析艺术技巧的成果诞生。
就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看来，研究者们大多仍然是遵循新时期形成的研究范式，并参考鲁迅和胡风的评价传统而发表自己的补充与新见的。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东北文学的研究者们对萧红创作所作出的盖棺定论——对于我们的课题而言，从宏观“东北”文学文化研究的视角审视萧红创作的论述尤为重要。就张毓茂《东北现代文学史论》（1996）、逄增玉《黑土地与东北作家群》（1997）、孟繁华《东北文化与东北文艺》（2019）这几本相对重要而权威的论著来看，他们对于萧红的观点并无太多出入，仍然是参照鲁迅胡风的观点和新时期萧红研究的思路，用诸如“冷漠”、“荒寒”、“悲怆”一类的词概括萧红的风格，由其女性作家的身份发表一些议论，谈到其创作与东北沦亡的关系、其与“东北作家群”的关系，指出其对五四“批判国民性”传统的继承与其对东北大众苦难生活的关注，再对其作品相对粗糙的艺术技巧进行一些分析。在这些学者之中，逄增玉的新见是最多的，他使用原型批评的思路将萧红等东北作家的创作、东北人民的文化性格与东北远古的日神崇拜及鸟图腾崇拜联系起来，同时纳入对“闯关东”等重要历史现象的讨论，以此解释萧红独特创作风格的形成与萧红作品中复杂的东北人民性（勇猛与愚昧并存、粗豪与落后同在的“二重结构”）。虽然我不认为原型批评是一种科学而严谨的研究方法，但逄对萧红创作、对东北人民性的论述对于这个课题而言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逄在另一本著作《东北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论稿》（2012）中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其中他提到过流亡作家们所持有的“爱国主义”的问题，虽然主要是就萧军的《樱花》而论、也未进行深入精密的论述，但这一问题却也和本课题有着密切关系。逄提出了三种爱国主义的区分，分别是旧社会“伦理式”、“动物式”的爱国主义，资本主义基于现代参与性政治而产生的爱国主义，以及马克思视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至此他的论述便语焉不详。那么，如何分析十七年时期北大荒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话语呢？北大荒的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国家和国际话语究竟是如何缠绕的呢？
还是先回顾一下十七年时期北大荒文学研究的成果。这部分的研究成果便相对很少了，从我目前搜索到的文献中看，关于北大荒文学的论述主要是以分章的形式存在于宏观的东北文学研究著作中的，且文革时期的知青文学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更受关注，涉及十七年北大荒农垦文学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何青志的《东北文学五十年1949-1999》（2007）和孟繁华的《东北文学与东北文艺》（2019）中，有一些对于十七年时期北大荒文学的重要论述；车红梅的《北大荒文学研究》（2017）是一部专门研究北大荒文学的著作，其中当然也有很多与我们课题相关的论述。应当还有更多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在车著的序言中得到了回顾，然而目前我不能获取。
何青志的《东北文学五十年》总结了北大荒文学的三个特征：第一是相对传统乡土文学具有某种“现代化气息”，这体现在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和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上；第二是具有一种“乌托邦精神”，将“人的主体精神”和“社会理想”统一；第三是其中的“地域特色”，体现在刚健的文风、人物的性格和生活的气息中。孟繁华在《东北文化与东北文艺》中对建国后二三十年间的北大荒文学进行特征概括时，观点基本与何青志无甚差别，只存在细微的表述差异。这三点特征都是和我们的研究密切相关的。
以上是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