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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1、 芥川龙之介作家及其思潮研究
对于芥川龙之介的相关研究，现阶段已有许多著作成果。
首先，关于芥川龙之介作品集的译介和整理。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初首次译介了芥川的作品，使之进入了中国文坛的视线，随后芥川的作品被大量地翻译、传入。国内存在大量的芥川龙之介作品选，包括楼适夷、文洁若、林少华等所译的多部作品，这些都为芥川文学的翻译、传播和研究有重大贡献意义。高慧勤和魏大海主编的《芥川龙之介全集》[1]收入芥川龙之介包括小说、评论、诗歌、散文、书评、剧评、人物记、杂录等在内的创作作品，是国内第一套芥川龙之介全集。作为目前国内对芥川作品收录最多最全的专著，它为国内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研究提供了全面且可靠的文本，意义重大。
其次，很多文学史著作都有涉及到芥川龙之介及日本新思潮派的整体介绍和研究。1976年出版的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2]就关注到了日本新思潮派的创作特点，并注意到了芥川龙之介在创作抓住了古人与近代人共通的人类智慧这一主题和其写作中以理智压抑情感的特点，但遗憾的是因其篇幅所限，并未对此深入探讨。1986年吕元明所著的《日本文学史》[3]中也简要介绍了新思潮派和芥川龙之介，并结合具体作品着重分析了芥川的各题材创作。在众多文学史著作，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叶渭渠和唐月梅两位的研究。叶渭渠在其《日本文学思潮史》[4]中就日本近代文学思潮的新思潮派的新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进行了论述，以芥川龙之介等代表作家为例阐释了新思潮派的创作特点，并思考了社会基础与人生态度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这对由其所属流派了解和把握芥川的创作风格及特点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叶渭渠和唐月梅合著的《20世纪日本文学史》[5]则专注于对20世纪日本文学的交流和发展进行了论述。在其第二章“反自然主义三派鼎立时代”中论述了日本新思潮派的时代背景和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并在单设一节论述了作为新思潮派代表作家的芥川龙之介的生平、文艺观念和创作特征等。在另一本合著的《日本文学史·近代卷》[6]中，同样专设一章分析芥川龙之介的创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结合相关作品重点分析了芥川历史小说的创作，关注到了芥川历史小说的艺术价值。虽然其看到了芥川历史小说创作中取材遍布东西方文化典籍和其结合东西方写作技巧的特点，但较为遗憾的是，在结合作品论证其从东方典籍取材时只将东方局限在了日本，只注意到了取材自《今昔物语》和江户时代历史的作品创作，并未考虑到其取材自中国古代典籍的作品。以上三部著作对日本新思潮派的创作特征、芥川生平及其创作进行了全面总结，为深入分析、解读芥川作品及其内在意蕴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另外，在关注芥川龙之介相关研究时，邱雅芬也是一位值得注意的学者，她的两部著作为全方位了解芥川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她编选的《芥川龙之介研究文集》[7]汇集了来自日、韩、中、美等各个国家在芥川文学研究领域跨度近百年的高水平评论文章，其选编并不局限于特定角度和特定方法。其另一本《芥川龙之介学术史研究》[8]先以学术史的角度对各国芥川龙之介的研究进行概述，随后在研究史的基础上对芥川及其文学进行评论，关注到了芥川“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问题。在论述芥川与以中国文化为侧重点的东方文化的关系时，此书提及到了芥川龙之介共有1177册中国典籍，其中包括以志怪故事为重点的《太平广记》等，这为芥川创作中国题材的作品提供了灵感。但相对遗憾的是作者只提及研究芥川不可无视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并未继续对此深入论述分析。
2、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的关系研究
学界多位学者都已关注到了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的关系，并对此进行了研究探讨。孟庆枢在《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文学》[9]一文中注意到了芥川同中国文学的关系，并敏锐都发现了芥川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存在着断裂，导致其对现代中国的认识尤为片面。他以《杜子春》和《酒虫》两篇分析了芥川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接受的中国认识，又对比了其来过中国写的《支那游记》，发现了其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存在一种落差。这篇文章不仅对把握芥川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具有启示性意义，还对正确认识中日现代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10]从具体作品出发探讨了芥川龙之介与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代传奇、志怪小说之间的联系。王向远在其《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11]一书中从比较文学视角讨论了日本文学中的中国题材作品创作，关注到了芥川龙之介从中国典籍中取材写成的历史小说及其《支那游记》的价值，注意到了其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中的两个方向和他对人生意义的矛盾态度。在他另一本《王向远著作集·第5卷·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12]首先在流派方面关注到中国五四文学与芥川龙之介及新思潮派的关系，以鲁迅、周作人、冯乃超等为代表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智色彩与芥川龙之介的理智主义之间的差异及其表现。而后在创作比较论中，就历史小说的创作对鲁迅、芥川龙之介和菊池宽三位作家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发现了他们在历史小说创作主题、目的上的对立差异。孙立春在《芥川龙之介论稿》[13]中不仅看到了芥川矛盾的中国认知，还探讨了造成这种矛盾认知的原因。
另外对于芥川龙之介和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进行过分析，如陈云哲《芥川龙之介“翻案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14]将芥川以中国古典文学为蓝本创作的翻案小说同原典进行了比较，寻找了跨文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李秀卿[15]的相关文章关注了芥川中国题材作品群的创作，并简略分析了作品群的思想倾向。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位论文也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王涛的《芥川龙之介中国古典题材小说创作——以lt;杜子春gt;为中心》[16]中主要将《杜子春》与原典进行了情节、人物、主题等细致对比、分析，探讨了芥川创作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韩冰的《芥川“翻案小说”互文性的研究》[17]中以互文理论为指引，将翻案小说同原文进行异同分析，论述翻译文本之间存在的互文性特征。总体上看，对于芥川龙之介和古典文学的关系探讨主要集中于梳理芥川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渊源、对翻案小说（以《杜子春》为重点作品）及其原典的文本对比和跨文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分析。芥川和中国的关系研究，尤其是其同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梳理和分析角度对探究芥川与《聊斋志异》的关系提供了启示。
3、芥川龙之介与《聊斋志异》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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